要治理体制性腐败，但制度的执行也有成本，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承担较高的成本，因此，腐败现象应通过发展经济和设计更好的制度来减轻。
二、一个调查结果
2004年8月到10月间，我们通过发放问卷、座谈和个别谈话等形式对县（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问卷除了主观题型外，设计了大量的情景行为题型，这有利于测试到客观真实状况；在个别谈话中，我们也采用开放式，着重了解谈话人的实际行为，以便分析他们的思想动机。从防治腐败的角度看，这次调查有如下几个有意义的结果。
1、“理性经济人”仍然反映了领导干部的基本人性特征。干部队伍为崇高理想奋斗的思想相对淡薄了，其人生价值观有较强的功利化倾向。价值观是思想政治的核心，是支配一个人的行为的强大而稳定的动力，这个方面的功利化倾向，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看问题的眼光、思想境界和胸怀，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考虑实际需要和效果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等做法；或者在遭受挫折情况下，变得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专为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作打算等等。例如，66.6%的人认为自己的班子是“绩效型”班子。如果自己主抓的工业园项目，而该项目列入国家调控的对象，那么，真正愿意清理的只占30.6%，甚至有11.1%的人选择“为了当地经济甘冒风险也要继续搞下去”。而其下级认为他们的这一倾向更强烈，即愿意清理的只占14.3%，甘冒风险做下去的占28.6%。“作风问题中最大的是形式主义，占53.8%，功利主义为30.8。而如果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形式主义是做给人看的，实质上还是功利主义。
2、民主法制观念、制度建设的意识仍相当薄弱。例如，当“怀疑下级有经济问题”时，77.8%的人表示“采取内部审查的办法”，而下级也有68.6%的人认为上级会采取这样的内部审查办法。再如，关于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他们更看重的是抓政策落实（47.2%）和抓资金项目（16.7%），而对于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任务，如“搞好公共服务”和“维护市场秩序”重视不够，均为16.7%。再如在回答“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问题”时，大多数选择“提高干部素质”（63.9%），次为“把经济搞上去”（19.4%），回答“搞好党政分工”和“加强法制”的各仅有8.4%。在各项制度中，执行得最不好的被认为是“用人制度”。
从谈活中发现，一些干部对民主与法治建设是有抵触情绪的，更谈不上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积极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有的单位制度也很多，但形式主义的成分大，可操作性较差，人为性、随意性比较强。在一些人眼里，制度是管别人的，所以，他们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希望有制度，而为了获得利益，又希望不受制度限制。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一种典型反映。
3、权力的制衡机制缺乏，监督不力。例如，对一把手的监督作用，认为强的只占8%，较强的占35%，一般的占46%，作用不大的占11%。对于“一把手非常不妥的想法”，只有2.8%的人表示会“尽力说服其放弃此想法”，违心“赞同并实施”的也占5.36%。如果是“上级不妥的做法”，下级的服从态度就更明显，尽管有60%的人选择“恳请上级再仔细考虑”，但“不表态“和”盲目支持”的各占8.6%，违心“照办”的竟达22.9%。
4、认识到素质的欠缺，但仍缺乏积极的学习态度，效果也不理想。如前所述，在回答“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问题”时，有63.9% 的选择是“提高干部素质”；在问到“领导班子的最薄弱环节”中，认同是“理论功底不足”和“调查研究能力不强”的占83%；虽说有60%人认为自己爱学习，但这种学习主要是看看报（52.8%）和开会及阅读文件（44.4%），很少读书和上网查找进行系统学习和主动学习。对于影响学习的因素，63.9%的人选“工作忙，精力不够”，19.4%的人选“学习理论用处不大”。培训后主要的变化是扩大了知识面（40%），真正的进步则不明显（37.1%），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变化不大。
三、几点讨论
结合本文前两个部分的分析，可以做出如下几点简单的分析。
1、提高腐败的成本和廉洁的收益。就我国现阶段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而言，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仍然是人们的基本行为倾向，因此，从经济人角度来看待和分析腐败的成因、制定相应的反腐败对策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提高腐败的风险或成本和廉洁的收益，使理性的经济人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不腐败。
2、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因为，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制度通过明确界定权利，更好地显示不同行为选择的收益，鼓励廉洁行为的出现；第三，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抑制引发腐败的权力的垄断性。从前面的分析看，我国出现的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不完善，也不是不全面意义上的不完善，而是制度结构的内在缺陷，主要是缺乏内在的制衡机制，因为没有分权制衡型权力结构，对权力的监督难以到位，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非常难，制度就难以执行，或者执行、监督的成本太高，以致发挥不了作用。制度设计的假设前提应该是人人是“小人”。（休谟提出“无赖原则”）由于制度的执行和监督都有成本，因此，更好的防治腐败也需要经济的发展来提供更多的资源，社会才有可能为防治腐败付出更多的成本。
3、人的复杂性与教化。人也是复杂的，人除了功利目的之外，也是爱表现的。而从本质上来讲，人是要表现其生命力和创造力（朱正国，2003），这也决定了，各人选择的表现方式不同，从而呈现出人的复杂性。人除了经济理性之外，也有非理性的成分，也存在“非理性的腐败”和“非理性的廉洁”。例如，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形成人的以腐败为耻、廉洁为荣的观念，并内化为一种价值信仰体系，并且是“秉性难移”，就可以使人在算计采取腐败行为“有益”且没有风险时也不去腐败。更进一步则是不去算计，因为人的心灵受到某种神圣的、超验的东西的内在约束。这意味着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更确切地说是教化（并非完全理性）可以改变人的效用函数或偏好，使其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发生“一般性腐败”。教化可以解决制度或因为制度成本太高而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古代就有“小人”、“君子”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小人”就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的“理性经济人”，在这一类人中，十有八、九是那种机会主义的“小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捞取个人好处），另外一二成是“义气小人”，他们把利益看得远一些。在十个“义气小人”中，大概也就有一二成是真正的“君子”，他们与“功利取向型”的人不同，是“表现取向型”的，把利益看得轻一些，其行为动机主要是表现自己（才能、人格魅力等），即所谓“君子自强不息”。最成功的君子就是“圣人”，但成功与否，机会和运气也很重要，所以，真正成为“圣人”的君子最多也就一二成。由机会主义的“势利小人”到“义气小人”到“君子”再到“圣人”，每上升一层，递减率达九成，我将这称之为社会“人格金字塔”。如果在比较完善的制度基础上把教育搞好，这个金字塔的转化率就可能由十分之一二上升到十分之二三，这时，社会风气也就大为好转。所以，与制度设计不同，教化的假设前提则为人人是“圣人”。
4、注重选人用人制度的完善。调查中，大家都深感用人制度的问题。从人的复杂性来讲，人们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将百分之一、二的“君子”选到领导岗位上，不也就能够防治腐败了吗？直接来看是这样，但问题是，我们凭什么保证选出来的一定是“君子”而不是“小人”呢？一种可能是选人者是德才兼备的“圣人”，一般来说这不大可能；另一种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选人，而且选出来之后要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