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事情发生，于是建立能这个量来描述这种事件。这是可指证的！功、热、势能、光、声、电等开始是各自独立的，后来才统一于能。

同前面所说一样，就算商品中有王志华和仇德辉所说的那种神仙——能量，这也不表明能够用能量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去向”。马克思认为只要是共通物便能度量财富的多少，是因为他不懂测量学的结果。马克思连自己的哲学中规定的质和量关系也不顾，去大谈共同物，这是很奇怪的。其实时间才是万事万物的共通物，为什么不说价值是时间？事物是有多种量的，但是针对一种特定学科而言能为事物计数的量却只有一种，如物质的量有能量、质量、动量、体积、摩尔等，但是只有质量和摩尔才能为物质计数（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废除质量，采用摩尔）。王志华和仇德辉上了马克思的当，同马克思一样，只知道在共通物上下工夫，这是极其不当的。测量学或哲学中有个公理（同比定律）：计数的量与事物同比变化。不管定义价值是什么，惟有价值与财富同比变化时，我们才能用价值的来源和去向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去向。证明价值与财富同比变化才是关键，其它并不重要。别在凝结、共通物上下工夫了，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是经济学上的一大退步！

三、生产力是一种力

也许鲁进心里不愉快，因为他也在谈能量——生产能量，可是上面根本就没提他，这似乎有点歧视。他的定义是：单位劳动时间人均获取生产成果的量称为生产率，生产率与劳动者人数之积是生产能力，生产能力与生产行为可持续时间之积是生产能量，生产能量的含义是预期可产出生产成果的量。可见鲁进的能量可不是能量，而是产品的量——即财富的量。对现存的概念不用，用又乱用，这是有点私心和无理的。他的定义在逻辑上是没法统一的，定义“单位劳动时间人均获取生产成果的量称为生产率”和定义“生产率与劳动者人数之积是生产能力”中的主体是人与生产的二合一，混乱了。生产是一种活动（或事件），而人是这种活动中的一个要素，这二者的不仅内涵不一样，而且是从属关系，怎能并列而用呢？看看“工作能力由手和人决定”，鲁进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那儿。再，在“生产率与劳动者人数之积是生产能力”中量纲不对，根本不存在这种关系。

显然其定义在于完全否定了物质要素对财富来源的作用，这绝不是科学态度，马克思看到后一定会吐血！我定义财富的量（价值）=生产力×生产时间，那是以哲学物理学中的有关原则为基础的，其本身没有任何逻辑问题。从鲁进其它文章总体看，鲁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要加强的。如“劳动成果量＝劳动成果÷单位标准劳动成果＝劳动成果数量×单位劳动成果÷单位标准劳动成果＝劳动成果数量×劳动成果达标系数＝标准劳动成果数量”，这是什么呀？四个等式的量纲不同，如何相等？

宋圭武的劳动力、生产力、社会力是有意味的，在于用“力”这个概念说明社会系统的运作，这与本人的研究方法是惊人相似的。显然宋圭武没有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真伪鉴别。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定义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获取生活品的能力。所谓的能力就是力（物理学中的力就是对能力的拷贝），马克思这定义是没问题的，其问题在于释义，他进一步说“生产力中由人和生产资料等组成”就错了。人、生产资料和自然组成的是生产这个事件，而生产力是描述人和生产资料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我们除了在马克思的生产力中见到过“能力由物质组成——即生产力包含人和生产资料等要素”这种描述外，在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马论中差一个概念，即生产单元（或生产群体），人和生产资料构成的是生产单元，生产力则是生产单元的力，自然是在这种力的作用下转化成产品的。从个人研究看，在马论中补充生产单元这个概念后，就必定要将群体的文化、传统、地理、历史、目的及现实等作充分考虑，于是得不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线性发展规律，而是得出社会制度多元化的结论。显然在马克思的原理论中没有国情，而现在谈制度时必谈国情不可。当今世界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其中大多数是资社二合一。其实我国在秦以后的社会制度与马克思定义的封建制度基本不相符。我国在秦以后大多数人有土地，是自耕农，是有产（中产）阶级，也没有分封制（是郡县制）。当一个国家多数人是中产阶级时，其社会结构十分稳定，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十分昌盛和漫长的原因。

宋圭武没有定义社会力 ，但是宋圭武可以比较一下生产力的定义。生产力的定义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各种生活资料的能力”，这其中的“人们”与“社会”是一回事，都是指群体。力或能力始终是事物的力或能力，希望能宋圭武明白这一点。延用马克思的框架是没出息的。说实话，马克思可不是笨人，他在那框架下说不清的问题，我们很难在那框架下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