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体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生活阅历以及接受学校或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它本身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而对于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它又是已经具备的，具有“先验”的性质。

其后，姜义华先生、宁可先生等，也都在他们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提出了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的基本看法。姜义华先生认为，主体意识结构大体包括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行为环境、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经常决定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要求、需求方向与强烈程度、价值评判的标准及追求科学结论的基本态度；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接受前代与同时代知识成果的结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参照系统、理论构架、规范程式、观念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认识能力；行为环境和工作方法，是历史认识者实际认识历史的操作系统，直接关系历史认识能力能否顺利得到施展和历史认识活动能否健康进行。历史认识者的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产生积极影响。[4](p93～94)宁可先生把主体意识结构称为历史认识的精神性中介系统，他揭示的主体意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号系统、数理逻辑结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介系统，如语言文字系统、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系统，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等；属于个人社会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阶级意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等；属于个人的个性、生理、心理范畴的中介系统，如意志、情感、直觉、潜意识等。[5](p79～81)

近年，青年学人王贵仁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有新的探索。他说，史家的主体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史家的历史直觉、历史视野、历史情感、历史态度以及思维的个性品质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科学观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历史思维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态和思维功能划分，可以将其分成三大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6]王贵仁讲的史家历史心理结构，亦即前边学者所讲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

这些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讨论，初步揭示了历史认识发生的基本机制。它说明，历史认识的发生，绝不仅仅是“认识就是反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材料反映不反映，怎么去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他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决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动的，因人而异的。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由多种认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史学家不同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所渗透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就是史家个人用以衡量历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测度历史的结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并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的主体性根源。

    2．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与加强主体意识问题

    既然主体意识结构是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历史认识才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并因而是正当的，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以往那种把主体意识看作是扭曲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因素，并竭力在历史研究中排斥主体性的做法，自然受到了批判性唾弃；一种以张扬主体性为特征的认识论研究，就自然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合法性论证。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展开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对于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研究者似乎都意识到了主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张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成为该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中心话题。

  关于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能动而积极的作用，论述最多。刘泽华说，正是由于有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主体意识的增强，历史认识才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文献资料只反映零散的个体和某个方面，只有经过史家主体意识的选择和架构，才能再现或接近历史的整体；其次，历史是一个有机过程，但史料多半是已凝结的遗迹或只反映过程的一个片断或侧面，只有经过史家的加工、排列、组合、活化，才能使历史过程有声有色；第三，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和必然等方面的内在关系，史料一般只反映现象，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发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必然等关系；第四，历史科学具有人文性，“察古而知今”，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启迪现实人的思想。[7] 
    笔者也特别强调史家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渗透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主体意识结构同化外问刺激的过程，是史家主体意识重建历史过程的运动。当一个历史学家接触一段历史材料后，他就开始调动起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对它进行消化和融解。可能是他的政治态度使历史材料显现出某种突出的社会性价值，激起他进一步探讨的兴趣，并因而奠定了他理解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也可能是他的生活阅历沟通了他对历史的会意性理解，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还可能因某种情感上的体验引发了他对历史现象的崇尚与鄙视，同情或反感，并由此影响了他更深邃的理性分析的方向或深度；又可能因为性格气质方面的原因，影响他作出是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的裁决。不同的历史认识成果，是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的产物。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种排斥主体意识、追求纯客观性历史认识的认识理想化倾向，是一个顽固的思想偏见，它排斥主体意识的发挥，遏制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3]

    王也扬说，人们正确地认为，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休的符合一致的反映，但却往往把这种认识的结果看作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绝对恢复，而这个“本来面目”又是客观历史所固有的、未经主体活动改变的自在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客观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历史是今天的人经过主体性活动再现的。历史的内容是主体根据自己的认识结构，从客观历史中选择、截取和加工过的。历史的规律和特点，也是主体通过实践，借助一定的手段，从大量客观历史现象中透析、提取和抽象出来的。如果忘记了这些东西只是主体一定认识阶段的产物，那么势必会被它们所捉弄。[8]

    林壁属指出，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纯粹客观的历史实在转化为具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其中也包含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实在的理解与解释。历史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重构，已经脱离了“纯粹客观”的自然状态，渗入了史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评判，成为史家笔下写出的历史。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9]

    于沛先生把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的渗透特别强调为是一种创造性作用。他说，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其创造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全部过程中。首先，认识社会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过去”认识“现在”和“未来”，并不是自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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