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具有什么特殊因素中探讨落伍的原因。
   
    当许多中国学者尚在思考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学者李约瑟，他硬是在故纸堆和其它不知道什么资料中发掘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得出15 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的结论。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15世纪之后的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陷于后进挨打的命运呢？中国人把这一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
   
    许多学者早就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神话颇感怀疑。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远在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就归纳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就这一体系给人的思想启迪来说，那是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所望尘莫及的，不少人隐约感到，四大发明也许一点也不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偶然的发现而已。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具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那就无所谓明清时期的"落伍"。近代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欧，不过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欧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讨中西历史何以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应当致力于研究中国，而应当致力于研究西欧。
   
    其实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区也纳入我们的视野，就很容易发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也都是停滞的。只是由于它们距近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较近，受近代文明"冲击"比中国早，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统治，这才使它们似乎显得比中国"进步"。从宏观角度看，传统中国社会不管是缓慢、停滞还是落伍，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社会运动，世界其它地区还会普遍停滞于自己的中世纪，中国也还会继续自己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循环。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学者尤其不愿意相信传统中国社会不具有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所以总想在中国历史中发现能够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于是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制造出来。对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能发展起来，他们则归咎于西方的扩张打乱或"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看到远在资本主义扩张到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就不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于是一些人力图在中西历史的比较中，找到西欧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反差。在这些对比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对明清江南经济与同时期的英国经济所做的比较。
   
    先是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量却是下降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社会虽然有"增长"但是却没有发展，也就是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他把江南经济运行的这一方式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
   
    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其《"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两种，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那里的经济增长是由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美国学者彭慕兰却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中，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几种重要因素的比较后认为，1800年前的欧洲经济并非早已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此后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土地和能源压力后，它才走上了与中国"分流"的道路。彭慕兰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几种偶然因素的作用"。
   
    下面介绍几位学者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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