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见沧溟成土壤”，“欲驱山海尽成田，反使田畴尽成海”（32）。类似的言论不可能不对清政府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另一类社会机制，首先是以宗族为背景的农业社区对水利工程的管理、维护，以及社区水利工程管理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过程中士绅所发挥的作用。其次是本区社会下层群众对不合法的过度围垦的抗议活动。如在清后期顺德民众对豪绅私筑石坝的过激反应，几酿成变，引起清地方政府的重视。然后这几种社会机制在共同的社会利益的驱动下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拆毁私筑堤坝与遏制过度围垦，以及通过修筑、维护水利工程，采用与低田农业相适应的基塘工程，逐步使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归于平衡。

上图还表明，在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重视对农业工程的“价值评估”。当然，不可能苛求封建时代的政府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对此作一粗略的非量化的“价值评估”。围垦工程带来的是珠江三角洲最宝贵的土地资源；水利工程带来的是桑园围这一类具有显著防洪、灌溉综合功能的水利工程体系；基塘工程带来的是至今仍为生态学家津津乐道的生态农业模式。这三类农业工程的“当代收益”是巨大的。但其“当代成本”也是高昂的。如清代对广东山地植被地滥垦滥伐，落后条件下的过度垦荒，造成了山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泥沙堆积于河口地区，过度的围垦打乱了这个地区原有的生态平衡，从而引起水利、航运、渔业资源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如水患，此前已述，不赘；又如航运问题，淤沙石坝占据了深水航道，有碍船只通行与水流的宣泄，逐渐使航道淤浅船只改道，航运地理的改变使社会经济重新布局，清代道光以后，一些重要城镇如江门、佛山就是因为河道淤浅而使其贸易地位下降。又如渔业资源，珠江口的围垦，使咸淡水渔业资源受到损害，浮家泛宅以渔为生的蛋民顿失其业，被迫为沙田的业主承担筑坝围坦或从事耕作的艰苦劳动。当然，这三类型的农业工程的“代际受益”延续至今，但同时也付出了不菲的“代际成本”。

目前珠江口的生态平衡受到高度重视，并由于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与大量的资金投入，珠江堤围的御灾能力远胜于以前任何时代。但我们也应看到，珠江口主航道近年采沙过度，对水利工程造成重大隐忧；珠江口抢滩围垦，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土地扩张对航道造成严重影响。再其次基塘区由于非工业用地的扩张而日渐萎缩，残存的基塘区也由于淡水养殖业的比较利益高，基面被蚕食，使基与塘的比例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不少池塘区甚至不见了“基”――只有窄窄的隔离池塘的土基，传统意义的基塘甚至消失了；今天农民多不采用传统的基塘技术措施，池塘日渐淤浅，其防内涝的功能大大减弱。这说明，现代珠江口的农业工程系统又经历着重大的变化。面对这一变化，如何在今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利用信息化的高科技手段，加强对农业工程的“价值评估”，将“当代受益”、与子孙后代享有的“代际受益”最大化，而将付出的“当代成本”与“代际成本”降至最低，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注释：
（1）嘉靖《广州志》卷15
（2）嘉靖《广东通志》卷20《风俗》
（3）（4）《曾君钊送郑云麓观察擢山东都转序》，光绪《重辑桑园圃志》卷15《艺文》。
（5）（10）朱士琦：《上粤中大府论西江水利书》，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5《艺文》。
(6) 龙廷槐：《与湖中丞言粤东沙坦屯利弊书》、《敬学轩文集》卷1 。
（7）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 81、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8）同注释（7），第36页
（9）《清实录广东史料》第3册，44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1）道光《新会县志》卷2《舆地·水利》。
（12）《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2册，3 页 。
（13）潘斯濂：《清设法筹还提用桑园围岁修本息银片》，(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奏议》。
（14）《清实录广东史料》，第1册，373页。
（15）（18）(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1《章程》
(16) 冯式宗：《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序》
（17）（19）（20）《清实录广东史料》，第1册，471 页
（21）《清实录广东史料》，第1册，373页
（22）道光《广东通志》卷115 {水利
（23）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6《杂录上》
（24）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2《防患》
（25）（27）民国《顺德县志》卷4《建置略》三《堤筑》
(26)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3《渠窦》.
（28）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6《杂录上》：“堤工取土……远者，每土一方估钱三钱不等，取土之近者，每土一方亦估钱一钱四、五分不等”。故远近相差一倍或更多。
（29）（30）光绪《重辑桑园围志》卷11(章程)
（31）钟功甫等：《珠江三角洲基塘生态系统研究》，129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32）曾少卓、刘权杰：《桑园围历史资料简介》，打印本
（33）（清）陈澧：《大水叹》，《岭南诗存》，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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