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全面发展。
　　（一）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从根本上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大力发展和培育农村民间组织，激活民间组织的能量，实现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按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需要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满意原则和发展原则，切实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城乡一体化均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长期以来政府的重工轻农政策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相对独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公共产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优于农村公共产品。而农村很大程度上实行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大都是由农民以上缴税费的方式自己来承担。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特点。为此要加快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要调整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彻底改变“重城轻乡”、“重城轻农”的国家公共产品制度安排，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向西部农民无偿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并对地方性的公共产品按照公平原则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予以资助。这是国家缩小城乡差别、缓和城乡矛盾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事关国家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加强农民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建设，增强农民摄取公共资源的能力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由于农民的分散性和自身的局限性，农民在历朝历代都是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而存在。当今农民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加强自己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的建设，在大市场和强政府以及多元的利益博弈之中，作为数量最多的农民群体只会被各个击破，永远都会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因此，必须加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农民应该大力发展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民协会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大力发展农村各类民间组织的前提，是农民要对自己的利益达成共识，并有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愿望和冲动，开始自发地寻求发言权利。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组织”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要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农村合作人才，加快农村民主进程，积极发展农村各类民间组织，激活民间组织的能量，充分调动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自己的谈判力量，表达和维护自己正当而合理的利益诉求。
　　（四）构建多主体、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政府作为单一的供给主体，其决策的强制性、随意性以及制度外筹资等特点，无法准确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使得农村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极低，无形中造成农民负担的加重。而且，在西部乡镇财政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由政府来提供农村所需的一切公共产品，也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外的其他一切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凡是一切能够切实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增加的组织和个人，只要不违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要改变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提供主体的尴尬局面，实现政府与社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各种农村合作组织、政府与私人、其他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构建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应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或良性互动关系，而不是管制与被管制、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政府应该调动其他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最终为高效、持续、有序增加农村公共产品而合作。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弥补政府的不足，又可以充分发挥其他供给主体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有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大降低社会运作的成本。
　　（五）加快建立农村自主治理的村民自治组织，完善和探讨村民自治的多种实现形式
　　我国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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