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苑囿开置与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苑囿是帝王诸侯养殖禽兽以供射猎游乐并排斥了农业生产的场所。随着未垦荒地日益缩小，关中苑囿发展与农业生产及人们生活之间的矛盾，在战国后期已开始显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昭王时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而昭王不许，反映两者已有所冲突。秦汉统一后，关中作为王畿所在，封建帝王为满足自己的享乐，在这里圈占大批土地作了苑囿，甚至其中不乏良田沃土，对关中农业区的发展格局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史记·滑稽列传》记“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虽然其事未成，但始皇能有如此气魄，当是建立在秦苑囿已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秦代苑囿主要分布于首都咸阳西南的渭水、秦岭之间，《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记秦“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上林是距咸阳最近的苑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宫遗址在今西安西郊三桥镇西南巨家庄一带，证实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上林苑的范围大致西界沣水，东至今西安市劳动公园，北起渭水，南临镐京。[6]其它苑囿的具体范围多已难考，但大都分布于渭南却是可信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则宜春苑在秦杜县南部。《水经注·渭水》昆明故渠“北分为二渠：东经虎圈南而东入于灞，一水北合渭，今无水”，则秦兽圈当在昆明渠以北，灞河以西地带。秦代苑囿集中于渭南，对当地的粮食生产自会造成一定影响。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收揽民心，曾宣布“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7]（《高祖本纪》）但《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萧何曾奏请：“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人田，毋收稿为禽兽食。”高祖大怒拒绝。可见战争结束后，上林苑又重新成为了不许百姓“人田”的天子禁囿。汉初注意休养生息，“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苑囿的规模不会太大。作为秦代苑囿密集地区的渭南不仅有大量农产，也有大量农田。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这里的农业生产还十分繁荣。《汉书·东方朔传》言：“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沂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竽，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

    关中苑囿的扩展主要在武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扩建上林苑。上林苑本来是秦代营建阿房宫的一大苑囿，武帝时因为游猎，常“驰骛禾稼稻秔之地，民皆号呼骂詈”，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鄂杜之民。”[2]（《东方朔传》）《三辅黄图》引《汉宫殿疏》云，扩建后的上林苑“方三百四十里”。司马相如描述上林苑之广大，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丰镐潦谲，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2]（《司马相如传》）扬雄亦曰：上林苑“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包括了当时周至、鄂、杜三县之地。[2]（《杨雄传》）由于规模宏大，《汉书·武帝纪》记征和元年，“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竟需“十一日乃解”。上林苑的主体在汉长安城西南，后又将长安城西包括建章宫的西郊苑扩了进去，甚至包括了渭北的黄山宫和槐里县境，面积更为广大。

    上林苑是不允许百姓进入的，扩建以后变成了一个没有耕地，没有民居，只是点缀着一些瑰丽的楼台亭阁的巨大动植物园。用《汉书·东方朔传》的说法，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长安西南方是关中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而且土壤肥沃、河流较多，在武帝统治初期，这里原本是整个关中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所谓的“陆海”、“土膏”、“亩价一金”之地就包括这一带在内。但上林苑的开置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周长三四百里，不仅土地被大量圈占，而且被圈占的恰恰是本区最为膏腴的地带。因此西汉后期这一带农业迅速衰落，地位一落千丈。

    甘泉苑亦为武帝所开置。甘泉苑是以位于今淳化县北甘泉山南麓的甘泉宫为中心，向西延伸到今扶风县境的皇室游猎区。《三辅黄图》记载：“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人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甘泉苑的范围比上林苑更大，但由于这里原来的农业基础不如地处泾渭附近的上林苑故地，它对关中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却小得多。不过甘泉苑的开置，毕竟限制了农耕区域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农业发展的潜力。此外，西汉于关中建立的苑囿，见于记载的还有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乐游苑等。这些苑囿多为离宫别馆性质，有些似乎还在上林苑的范围之内，虽然也占据了大片土地，但相对而言，对于关中农业发展整体格局的影响不是太大。

    由于苑囿与农业争地，武帝时司马相如奏《游猎赋》云：“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隕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此盖司马相如假献赋以讽武帝，望其开放苑囿，以救济无地可耕的农民。武帝死后罢苑呼声更高。《盐铁论·园池》记文学之言：“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先帝之开苑囿、池篽，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臬。田野辟，麻臬治，则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事实上，西汉晚期不时亦有开苑囿以赋贫民令得耕种的记载。《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櫛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初元二年“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櫛池田假与贫民”；《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秋，罢太子博望苑”。但这些罢苑行动的规模都不是太大，特别是上林苑、甘泉苑等大苑囿，终西汉之世都不见有缩小的记载。

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以及关中农业区内部各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与原有基础，可以了解西汉后期关中农业开发的大致格局。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长安一陵邑区作为关中移民的主要分布区，西汉后期人口密度位列全国之冠，因而土地开垦最为彻底。但范围狭窄，能容纳的农业人口有限，故而浮食者多，是工商业而非农业的发达之区。关中东北部面积辽阔，农业生产潜力巨大。不仅本身有兴办大型水利工程的条件，随着关中粮食需求压力的增长，政府更有意加大了对其开发的力度。武帝时期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最终奠定了本区的农业优势地位，使之成为了京师亿万之口最主要的粮仓。西北部是关中开发最早的地区，农业一直比较繁荣。武帝时成国渠、灵轵渠、漳渠的兴建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继续获得发展，不过速度却不如东北部。甘泉苑的兴建也限制了本区农业疆域的扩展。至于关中东南部，秦始皇、汉高祖时的两次移民，对其靠近长安一带的农业生产有所促进。武帝兴建漕渠后，本区的农业生产更有了较大发展。但平原面积狭小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当地农业生产在关中占不了重要地位。关中西南部在武帝时期还一度是整个关中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上林苑兴建后这里的农业经济迅速衰落，地位也一落千丈。纵观关中农业区在秦汉定都关中期间的发展，大致有生产重心日益向东北方向倾斜的趋势。西汉后期东部渭北地区是关中最为纯粹的农业区，是关中农业生产的重心；西南部的农耕经济则几乎完全毁灭；西北、东南部的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其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

参考文献：

[1]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M]．东京：不昧堂，1965．

[4]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J]．文博，1994，(1)．

[6]亿里．秦苑囿杂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2)．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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