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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