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进入中原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牧畜，转事农耕，并不是一种随意做出的选择，而是经过了反复的利弊权衡与经济比较；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种种利益冲突和思想斗争。在古代历史上，曾先后有几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由于传统的惯性作用，进入中原内地之初，他们仍试图延续原有的生产与生活习惯，广设牧苑，养马放羊，发展畜牧生产。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方向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最高统治阶层中曾一再展开激烈的政治争论，顽固地主张保持游牧传统者也不乏其人，有的甚至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注：《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但是，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农民和因农牧争地而不断尖锐的民族矛盾，最高统治者最终都选择了发展农业经济的道路，相继采取鼓励垦田种植、限制过度占地畜猎、实行新的土地制度等等一系列措施，力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推动本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正是基于农耕在内地所具有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在长城以南，农耕毕竟是最具效率的食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的获得途径，发展农业有利于解决民众的衣食生计，缓解民族矛盾，恢复社会安定；有利于统治者更多地聚敛和更好地享受物质财富。就其民族内部来说，将习惯于马上生活、游徙不定而且桀骜难驯的牧民族众改造为附着于田宅园池、安守本份的农民，也更有利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在这方面，由鲜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注：关于北魏社会经济的转变过程，参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若干个世纪以后，蒙元王朝也做得相当成功（注：实际上，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方面，北魏和元朝统治者甚至做出了比汉族王朝更卓有成效的努力：北魏通过制定和实行“均田制”，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动荡摧毁的北方经济，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一部集北方旱作农学之大成的经典著作——贾思勰《齐民要术》；元朝在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之后，设立司农司，积极编著农书、推广棉花等新作物、大力兴建水利工程，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传统农学的经典著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事实。）。

总之，从中古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变动和农牧经济的消长着眼，考察当时社会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变化，可以发现“胡化”与“汉化”原来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在经济生产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倾向：在“胡化”时期和“胡化”区域，畜牧生产较为发达，所占的经济比重也较高；反之，游牧民族“汉化”的过程，则是他们逐渐放弃畜牧和接受农耕的过程，就整体区域来说，实际上也是畜牧生产逐渐退缩和转衰，经济比重逐渐下降的过程。从而使我们对中古时期的“胡化”与“汉化”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通过以上分析，关于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为什么未能在文化上征服汉民族，而是被后者“先进”的农耕文化所征服，也似乎有了一个较为具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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