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曰:“蒲萄生五原、陇西、敦煌,益气强志,令人肥健延年轻身。”则魏晋以后这些地区都有出产[57] ;关中京兆地区,自汉以后,葡萄逐渐由禁苑向民间引种,北魏时期庾信与北魏使臣尉瑾等人即曾议论说:在那一带葡萄种植已不只在禁林,“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58] ;这些是西北内地种植葡萄的情况。在魏晋北朝时期,葡萄种植还不断东进,《太平御览》卷972《果部》九又引钟会《蒲萄赋》曰:“余植蒲萄于堂前,嘉而赋之,命荀勖并作应禎……”,则曹魏时期在黄河下游地区,也有达官贵人开始种植葡萄了;据《洛阳伽蓝记》载:北魏时洛阳城中多植葡萄,其中白马寺浮图前所种,“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蒲萄实伟于枣”,味道殊美,名冠中原[59] ;文学家潘岳在其《闲居赋》也谈到他种植葡萄的情况[60] 。由这些情况看来,《齐民要术》记载有葡萄的种植方法,即不足为奇了[61] ;《要术》并引郭义恭《广志》说:葡萄有黄、白、黑三种,郭氏是说当时北方所种的有三种,抑或是说据他所知葡萄总共有三种,不得而知。
不过,虽然早在魏晋时期已有人将葡萄列为南方所无的“中国珍果”之一[62] ,但总体上说,在当时的社会心理中,这种果品究竟还是一种稀罕之物,不象中国本地所产的寻常果品那样轻易可得一食。有几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情况:北齐时,李元忠曾赠予世宗一盘蒲萄,后者回赠白缣百匹[63] ,说明葡萄十分珍贵;直到唐初,当李渊以葡萄宴侍臣时,侍中陈叔达还省下来留给患口干(疑为消渴即糖尿病),令李渊十分感动[64] ,可见其时葡萄仍非常难得。
到了唐代,北方地区不仅从西域的高昌引进了一个优质的葡萄新品种——马乳葡萄[65] ,而且在不少地方都有大面积的葡萄种植、与过去的零星栽种不可同日而语。当时陇西和河东地区已成为著名的葡萄产区,这些地区有大片的葡萄园,葡萄栽培技术也已相当成熟,唐人的诗文对此多有反映。比如杜甫《寓目》一诗谈到陇西某县:“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66] ;刘禹锡则有《葡萄(一作蒲桃)歌》吟唱晋地葡萄栽培技术甚详,又有《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诗,显然也是谈河东葡萄;此外诗人姚合亦有诗吟及河东汾州之葡萄。[67] 在唐玄宗开元时期,葡萄已成为太原府的重要土贡物产之一[68] 。至此,葡萄不再只有达官贵人们才能偶尔一沾其味,随着其在内地种植的推广,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平民大众的果盘了。
另一种外来果品——核桃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推广种植,其中以关中栽培最多。黄河下游地区的邺都、洛阳等地也有不少种植,时见于文献记载。
核桃,中古文献一般称作“胡桃”,又或作“羌桃”,即从胡羌地区传入的一种“桃”,实际上这种果子与通常所说的桃毫无亲缘关系。关于核桃的传入,除了从张华《博物志》延续下来的附会之说(见上文注)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新线索。在《西京杂记》中记载有汉上林苑中有“胡桃”,云是出自西域,是否即为核桃不得而知[69] 。但自曹魏以后,有关胡桃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据《艺文类聚》的引载,当时好友之间有互赠胡桃者[70] ,胡桃已作为祭礼物品[71] ,而晋朝内苑华林园中则种有胡桃八十四株[72] 。至北朝时期,关中地区陈仓和阴平两地成为著名的胡桃产地,都出产好胡桃。《太平御览》卷971《果部》八引《广志》曰:“陈仓胡桃,皮薄多肌;阴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则破。”不过,自《广志》以后,文献中关于胡桃的记载又很少见了,《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也都没有记载这种果树的栽培方法。相比起来,文人雅士似乎更钟情于石榴,故文献中关于它的记载甚多。石榴,汉唐文献多称为“安石榴”,又或称之为“涂林”。关于石榴的传入,历史文献也是语焉不详,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石榴的最早记载,来自西晋时代陆机的《与弟云书》和张华的《博物志》,均云由张骞引自西域[73] ,但从汉代史书中我们找不到关于张骞或其追随者引进石榴的记载。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魏晋北朝时期,石榴在内地一些地方已有种植,《太平御览》970《果部》七引《邺中记》曰:“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案:指果实)大如碗盏,其味不酸。”又引《襄国记》曰:“龙岗县[74] 有好石榴”。而同时代的缪袭祭仪称:“秋尝果以梨、枣、柰、安石榴”,可见当时石榴已用于祭祀。北魏洛阳城中也种植有这种果树,并且似乎颇受时人珍爱,故有“白马甜榴,一实直牛”之语[75] 。这一时期安石榴已栽种较多的事实,还可以从《齐民要术》有《安石榴》专篇讨论其栽种方法得到证明[76] ;据《广志》所载,当时的石榴有甜、酸两个不同品种[77] 。至唐代,《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石榴的栽培方法,但都是抄自《要术》[78] 。可能由于石榴形色甚可玩爱,故魏晋—隋唐时代文人关于它的吟咏篇章颇为不少,甚至石榴“房中多子”的特点,也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北齐时已作为祝愿新婚夫妇多生贵子的“喜物”[79] 。但无论就其对当时北方果品消费的实际影响、抑或是其社会声望来说,石榴都不能与葡萄相比,虽然关于它的栽培记载不少,却尚未出现著名产区。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魏晋—隋唐时代北方地区的传统果品,在前代的基础上,品种明显增多,产地也有扩展;自汉以后陆续传入北方的西域果品,在这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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