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 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 三、 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 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 ）。 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 表2 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 年代 玉米播种面积（万亩） 总产（吨） 亩产（公斤） 1919年 153.3 75420 49 1947年 663.4 250200 40 1949年 536.56 463950 86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 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 “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 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 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 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 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 如表3所示。 表3 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 作 物 玉 米 谷 子 小 麦 薯 类 高 粱比 例 17.9% 29.2% 23.4% 13.3% 11.0%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 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 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 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 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 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 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
 
注释
 [1] 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产》。
 [2] 民国18年《翼城县志》，卷8，《物产》。 
[3] 山西省农业厅农业志编写组：《山西方志物产综录》，1995年，第39页。 
[4] 同上。 [5] 同上。
 [6] 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7] 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3，《物产·谷属》。 
[8] 宣统元年《文水乡土志》，卷8，《植物·第六课》。
 [9] 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0]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谷部上》。 
[11] 嘉庆二十一年《长子县志》，卷3，《物产·谷属》；嘉庆《河津县志》；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1，《物产》；道光十六年《繁峙县志》，卷3，《物产·谷类》。
 [12] 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3] 光绪《增修祁县志》，附李芬《捐赈人名序》。 
[14] 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11，《艺文志上》。 
[15] 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6] 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7~188页。
 [17] 光绪九年《文水县志》，卷2，《物产·谷属》。 
[18] 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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