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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09 23:21:47   点击数:[]    

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居,去而复来固其所也。为政者奈何,违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25]以极其朴素的言语道出了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人要利用自然,并与自然相依为命,为了人类的生存,人利用自然的主动性即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不过我们无不遗憾地说,“长山大谷”,可能仅适合森林树木生长,但如果开辟为耕地,就会改变原生态系统,导致恶化。为此人类尽管投入更多的肥料、水分和劳力,但并不能遏制已经在日益退化的土壤生态,只有听任自然的审判。同治早期的回乱,光绪五年和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旱灾饥荒,给各县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由此又导致了老林区土壤肥力的总耗竭。所以从陕西省道光三年(1823)后人口增加和光绪五年后人口减少变化可以看出,后者年份的人口数字减少,侵蚀、过度开发山坡地和森林所造成的耕地逐步变质和资源流失,也即生态恶化恐怕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光绪九年陕西巡抚也承认,叛乱之后,客民流离失所,不知何去何从。由于人烟稀少,工价高而谷价低,田地复荒。[26]时人仇继恒也曾说道:“盖深岩老林,刬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山坡险峻,平土既稀,小民狃于目前,不复为十年树木之计,此生计所日蹙也。”[27]在边远山村的人口减少现象尤为明显,又导致农业经济整体生态系统的恶化。   二、甘肃、新疆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清代甘肃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垦殖实边的需要。河西敦煌的移民始于雍正四年。敦煌户口在汉代称极盛,但其后历经沧桑,至清初时“……敦煌无土著矣,又久之而逃亡者死于四方矣,不得不迁民以实之”。雍正二年始于敦煌设沙州所。四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至沙州,相度地利,请改所为沙州卫,而人烟甚稀,不成村落,乃招甘肃皋兰等县无业穷民2400户,开垦屯种,沿途给口粮、皮衣、盘费,及到敦煌借予牛具籽种房价。又念陇上穷民初到关外,尚未耕种,由公家借支七月口粮。与此同时,陕西署督查郎阿于雍正七年十一月奏称,先后招往安西、沙州等处地方屯垦民户共405户,逐渐使敦煌户口日渐繁盛,以至于“关外县治当首屈一指”,“知其土著之百无一二”[28]。
河西的安西地方自雍正年间设卫所后,也“陆续招户安插,多寡不等。……而陕甘两省居多”。至乾隆年间,已经是“屯垦日兴,田畴弥望,闾阎乐业,地方渐有起色”。户口尤其增加。据载“原招余丁九十家,现增至一百八十六户”。其余如沙州卫、柳沟卫、靖远卫、赤金卫的户数也有所增加。[29]就瓜州来看,原居住于吐鲁番的额敏和卓率其众男妇大小不下万口来归,暂时安置于哈密之塔尔纳沁。雍正十一年,又安插于瓜州,分筑五堡居住。“各如其户口之多寡,盖造房屋。约计安插以来搬移之费,赏赉之需,以及马匹项不下数百万金。”[30]前后共给籽种八千石,计地四万亩。卖给瓜州附近一千石籽种地种植瓜果。又从安西镇营调遣兵弁疏通开凿新旧渠道。但上述垦种只会是短期效益,生态恶化很快就会显现。试以有同样生态环境的新疆巴里坤一带为例。乾隆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在谈及新疆哈喇和卓、哈喇沙尔等地的耕地问题时就说到这里的耕地在种植数年后,地力较之初种时渐觉浅薄,人们只好“分半休耕”[31]。采取粗放的耕作方式。所以,看似暂时安置了人口,实则长远地破坏了脆弱区生态,使土地利用率更加低下。
河西酒泉地方的人口变化,据梁份的《茹公渠记》:清初肃州一带,“地加辟,粟加多,而民加众。” [32]武威地方也如是。这里在乾隆时期就“曾徙他处户口以实之,山陕客此者恒家焉”。所以,这里虽地燥风寒,但生齿日繁,乐业者众。从户口的增减来看:明洪武中有户五千四百八十,口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嘉靖中户二千六百九十三,口九千三百五十四;清初在城居民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口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七;在野居民户三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33]翻开河西地方志,均有着“户口日增”,“倍于往昔”的记载,人口增加成为一种趋势,相应的农业生态条件却不能成正比。
武威西部的永昌县有着较好的生态条件,有名的昌宁湖,平衍数百里,在康雍乾时期就大量移民开垦。但随着垦殖和人口的迅速增加,生态也逐渐恶化。至乾隆初年,因土瘠水源不足,官方停办屯垦。康雍乾三朝该县的人口数字显示增长的趋势。康熙六十年,这里有3,376户、25,839口;雍正十三年有5,685户,39,837口;乾隆十四年有7,925户,54,054口。[34]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47.8%。与此相反的是农业生态恶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能够给人口增长带来粮食生产的土地减少。雍正十年该县有熟地5,518顷87亩;到雍正十三年开报碱潮冲压土地的中地107顷30亩,下地1,688顷88亩;至乾隆三年全县熟地仅为3,722顷68亩。[35]实有熟耕地减少32.5%。
至乾隆四十三年张掖的人口“增长较明代四五十倍有余”。是年甘州府有民户“二十八万四百七十口,屯户五十二万九千七十”。而明代,甘州五卫的人口也不过“三万八百八十三人”[36]。人口大规模的增长,无疑加重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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