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7]，招致了陕北人大量出口外垦殖，尤其破坏了毛乌素沙漠植被和水源变化。乾隆元年延绥镇总兵奏称：“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越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8]。至乾隆三十三年，陕西府谷县人民租种五堡口外蒙古鄂尔多斯地土已成规模，分布于黄甫口外、清水口外、木瓜口外、孤山口外和镇羌口外一带，共租蒙古地计“牛二千二百二十六犋，每年共租银三千八百六十六两四钱五分，共租一千九百七十一石一斗一升一合”[9]。土默特二旗在乾隆初年尚有13295顷牧场，至乾隆三十七年又开垦2244顷80亩。至嘉庆五年时统计，又垦1450顷78亩。延续到清末，垦田总数已经达到78974顷38亩。[10]河套地区，至光绪三十年（1904），放垦中后套各旗共报垦9709顷，其中达拉特旗3960顷，杭锦旗4018顷，乌拉特西公旗1731顷[11]。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原本就属于草原荒漠地带，天然植被以荒漠为主。草原破坏和荒漠面积的不断扩大，势必改变原本的生态系统，使草原沙化、退化。新生成的生态系统，尽管在短时期能维持当时人的生产与生活，但已经是原本生态系统的变弱，一遇荒年，人死地荒。光绪年间时俄人波兹德涅耶夫亲眼目击了内蒙中部地区因荒歉致使数百座村庄居民走空，房舍拆光，耕地在垦殖不久后抛荒。[12]荒歉使已经弱化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永远失去了自我恢复的机制而走向大面积的沙化。这些历史欠帐最终遗留给后人，成为今天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北部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增加也带来了明显的生态变化。陕北榆林地区因自明中叶以来的开垦，沙化现象就已在加重。清初以后，为了开垦这里的草原，又有大量的人口迁入。雍正九年（1731年）升榆林道为府。至嘉庆二十五年，陕北高原上的人口已增加到3,400万。如果说在雍正十三年陕北地区的人口密度还仅为1.68－4.97/平方公里，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密度骤增至20.59－46.01/平方公里。[13]而此时陕北榆林周围及其以南的生态状况又如何呢？从当时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延长“地瘠民贫，寸步皆山，坡高岭陡，耕种艰难。且土性干燥，雨泽稍有不调，禾苗即行枯槁，加以人事不齐，即丰年之岁，所获尚不及平原之半”[14]。府谷“其地土瘠沙深，山高水冷，沟渠难资灌溉。”[15]怀远则“四面重山，全无树木。境内无地可耕者，皆租蒙古田亩”[16]。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面对规模增长的人口，在丘陵沟壑区已垦辟殆尽之时，只有发展到山垦，沙漠化进一步加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不可逆转。采伐和垦辟已经从离石——延安——庆阳以南的阔叶乔木区，发展到岱海——榆林——靖边一线以南的疏林灌丛草原区，引起自然生态系统的倾斜。[17]客观地说，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长时段的非线性过程，过度攫取和破坏的历史欠帐积累是生态环境整体系统走向失衡的重要因素。入清后一如既往的垦殖活动犹如“雪上加霜”，共同诱发着陕北边外与蒙古草原区域土地资源生态的变迁。而这一生态惨遭破坏的恶果则不可避免地在清中叶后爆发。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同治五年（1866）以前，位于陕北地区西南部的子午岭，垦殖指数已高达25％－30％，侵蚀强度相当于今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到8000－1000顿/平方公里[18]，水土流失已经十分严重。这就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的不可逆性和积累性。一旦退化发生，依靠自然演进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工恢复在经济上代价太大，因此，这种退化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包袱遗留给未来。[19]成为今天陕北地区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人口增长最为明显的地方为陕南，随着农耕地需求量的加大，导致了对生态的影响力也最大。陕南移民浪潮的到达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和道光二年（1822）两个时期。[20]仅乾隆四十三和四十四两年（1778和1779年），流入汉中地区的难民就达十万之多。陕西巡抚毕沅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兴安所辖的平利等6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21]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亙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群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22]仅州县妥善安置者男妇不下10余万人。兴安府属汉阴、安康、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七县厅的人口有1,239,700余口，仅安康一县的人数就达到“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23]，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山区，为生存而垦殖，以至于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升州为府。道光八年前后，湖、陕、豫三省地方的“抚按藩臬”在清理流民问题时，就清出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而且“皆给予闲旷田亩，令其开垦以供赋役，建设群县以统治之”[24]。
对于流民大量涌入老林的根源，可以说与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有极大的关系。编纂《湖广通志》的曾熙就说：“惟荆襄迤西多长山大谷，土壤腴沃，物产富穰。寒者易以为衣，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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