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增白羊皮毛色及增强各种牲畜的体质。至于“其固定之羊舍均设于沿山草原地带，以向阳避风地势干燥为条件，”羊圈皆以土墙围建，墙上大多压有柴草和土块；对选种和繁殖，农牧民皆“爱好品质良好之公羊作为种用” [10]（第37页），马的品种经改良后，主要是蒙古马，也有青海马和南番马等；牛也有蒙古、陕西等品种[2]（第5册第341页）。

40年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方法的改进，还表现在各种牲畜头数较前有所增加。据统计，1934年宁夏省所辖9县共有牛35503头，马25000匹，骆驼14800峰，羊478060[11]。 1940年除二旗外宁夏省各县共有牛94196头，马33035匹，驴102732，骆驼9934峰，骡8680头，猪84078头，羊559469只[3]（第100页）。1943年，宁夏省辖下各县已共计有牛98196头，马42033匹，驴106232头，骆驼163934峰，猪84408头，羊899469只[12]（第62页）。其中，羊只、马匹、骆驼等头数有明显增加。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牲畜存栏总头数有132万多头[13]。另外，加上如下所列20世纪40年代前期对主要畜产品数量统计[3]（第103页），均说明当时宁夏的畜牧业经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年代绵羊毛（斤）山羊毛（斤）驼 毛（斤） 绵羊皮（张）羔 皮 （张）牛皮 （张）猪鬃（斤）

19401048584192298 61838150000208000112002060

1941120742010345054029170000204000123401048

1942104750011900548700154150245300120001754

1943113097013450042500140321251470100451454

1944132057019230051048158000210400150001804

1945115060018705549200134870275000170002015

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初步兴起，对当时的宁夏社会经济及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

其一是畜产品成为宁夏近代轻工业的重要生产原料之一。据记载，“本省羊毛，战前输出约百分之八十，战后以棉花布匹之缺乏，及本省毛织工业之发达，羊毛输出较战前为少，年约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为本地所消费” [12]（第65）。大多作为当时近10家机器纺织工厂的生产原料。而牛皮战前输出大约百分之五十，战时则不出口[12] （第71页）。  主要供应宁夏被服厂制革组制熟皮之用。可见，即使是较为落后的宁夏畜牧业经济，对宁夏近代经济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二，大牲畜则成为当时交通、商业贸易、农业的主要运输及役使工具。由于汽车运输力有限，且费用高昂，汽油缺乏，于是无论省政府还是一般民众多以马、骆驼、毛驴、牛等大牲畜为货运交通工具。如当时的官驼队有骆驼数千峰[5]（第84页）。商人经常用骆驼队或马队贩运货物。农牧民则多役使毛驴、牛等进行农业生产，并以处理后的牲畜粪便，作为农作物种植的主要肥料。

其三，畜牧业经济的初兴，使其成为宁夏区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畜产品出口也对国家外汇积累有所贡献。虽然当时宁夏税收名目几经变动，但与畜牧业及其产品有关的税目，一直有六、七种之多，历年税收数额均相当可观。1938年，宁夏地方当局令宁夏省银行派出分支机构或人员常驻省内各县、旗，并由各级政府及税务机关协助收购畜产品；同时“以所收购数量颇钜，乃商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所有宁夏主要产品之出口，俱由该行统制收购，交由贸委会西北办事处转运出口。[14]”以换取外汇。尽管宁夏地方当局之主观动机乃是聚敛财富，但由政府来组织收购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这彻底宣告外国洋行及买办控制宁夏畜产品出口历史的结束，可谓宁夏地方政府经管外贸之历史即始于此。

其四，当时宁夏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民生活。如农牧民所饲养家畜禽羊、猪、鸡、鸭等[3]（第101页），  不仅为他们提供肉食品，羊毛、羊皮可制作棉衣[15]，更成为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家畜或畜产品的出售、以物换物，也有助于农牧民维持生计。

同时，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恢复和初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宁夏地方当局的经济、军事实力。当时各种畜产品的出口贸易，完全为宁夏地方当局控制的宁夏银行及富宁公司所垄断，并连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另据时人所见，第十七集团军基本上为骑兵，这至少说明军队中马匹的配备较多。这些均成为宁夏地方当局维护及巩固其在宁夏统治政治基础。

如上所述，我们指出宁夏畜牧业经济建设缓慢走向近代，根据上述史实指出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的重要作用，绝不是过高估计宁夏畜牧业经济性质及作用。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与同期西北其他省区畜牧业相比，宁夏畜牧业建设水平与科技应用层次较低。如在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即在甘肃省设有畜牧改良场、军牧场两处，有各种良种牛、羊、马、驴约共计1800头。[1]（第90辑第589-590页）1941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先后在陕西省设立第一役马繁殖场，另设配种站二处，免费为民马配种。[1]（第102辑第145页）另在青海专门设立兽疫防治处。但是，传统的宁夏畜牧业经济毕竟已含有包括科技因素在内的近代经济成份。这是不以当时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当时宁夏畜牧业经济建设的近代化程度较低。从总体特征看，当时宁夏畜牧业生产仍比较落后，基本上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其中有的饲养方法照沿旧习，如当时“农村一般农民，对于家畜卫生类多不事讲求”，对其所养牲畜厩舍也不事打扫，设计也不考虑阳光照射、通风干燥等，致使其中阴湿、污臭，因而牲畜易染疫病乃至死亡[12]（第70页）。加上游牧区仍是游牧生产方式，均不重视贮备冬草，补充饲料，造成严重生产损失[16]。说明当时的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对良好饲养方法倡导不够。另外，畜疫防治效果也欠佳。如对牛肺疫的紧急预防措施即属不力[3]（第108页）。而对发生严重疫病之牲畜，则更难以治疗。其中牛瘟时有发生，致使牛之死亡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据调查，1938年贺兰县通昌牛瘟死亡率竟达90%。[12]（第70页）说明当时对牲畜严重疫情几乎无法控制。而宁夏地方当局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又对宁夏畜牧业采取掠夺政策，最终致使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很快走向衰落。尽管如此，但我们仍应该看到近代宁夏畜牧业经济中所具有的新因素及其历史作用。

张天政，1962年生，男，汉族，宁夏盐池人，宁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1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及宁夏近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1]秦孝仪.革命文献[Z].台北，1978.

[2]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宁夏省农林处.宁夏省农政七年[M].1946.

[4]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编写组.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5]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6 [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6] 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宁夏推广站举办中宁一、二、三、四、五乡绵羊比赛会报告(1946—1947)[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档案[Z].档案号四一三671.

[7]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宁夏文史·2[J].1986.199.

[8]宁夏省农林处工作报告(1944年) [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Z].档案号五（1）699

[9]宁夏推广站同羊父系淤滩母羊系杂交试验第一代结果报告(1946—1947) [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档案[Z]，档案号四一三671.

[10]张载泽.宁夏省滩羊产区访问记[J].西北畜牧,1943(2).

[11]傅作霖.宁夏省考察记[M]. 南京:正中书局1934.

[12]宁夏省政府.宁夏资源志[M].1946.

[13] 宁夏农业地理编写组.宁夏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186

[14] 郭荣生.中国省银行史略[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19[Z].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164

[15] 叶祖灏.宁夏纪要[M].南京.正论出版社1947 .56.

[16] 徐旺生.近代中国牧草的调查、引进及栽培试验综述.中国农史.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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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关于该时期宁夏畜牧业经济的研究，仅见胡平生著《民国时期的宁夏省（1929-1949）》（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一书，有关物产一章中，对宁夏畜群结构及畜产品种类有所提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编写组编《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禽疫病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基本上记述解放后的有关情况，仅在大事记中零星罗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畜禽疫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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