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利之后，自身的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唐时便有人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农业成为人生的第二志愿。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科场失意之后，便选择了躬耕垂钓的生存方式，宋人陈旉也以“种药治圃以治生”。可以说，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士人务农的例子多了起来，但这并非是自觉自愿。

士人对于农业的态度随着理学的兴起而发生变化。理学标榜“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关注的是社会问题，但他们提出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口号，并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农业生产也就成为格物穷理的一个方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并研究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如朱熹在任南康军（今江西省星子县）地方官时，针对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发布了劝农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措施。宋代理学家陆九渊（1139-1193）就对自家水稻增产的经验做过总结。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继承人陆世仪在谈到自己涉猎农事的心路历程说：“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都，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从中可以看出，象陆世仪这样的理学家涉猎农事，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愿。这也就是他们在农学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原因。陆世仪著作多种，《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清初张履祥作《补农书》也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张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他的弟子陈克鉴在“《补农书》引”提到：“农书之补，何为而作也？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读书馆课之余，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谆谆以耕读二字教后人者，于《初学备忘》、《训子语》中载之备矣。”著有《豳风广义》、《修齐直指》、《知本提纲》等的农学家杨屾也曾受到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的李颙（二曲）的影响。

理学虽然部分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农业的态度，但整个社会对于农业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从事农业是一项不体面的职业。曾国藩时代就是如此。道光四年（1824）吴邦庆在为农书《泽农要录》所作序中指出：“古无不学之农，……亦少不农之士。后世农勤耒耜，而士习章句，判若二途。故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于书，士鄙其事而末由详究其理。”一般读书人对于农业还是不屑一顾的。

曾国藩是个大人物，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世，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曾国藩这样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从其祖父曾星冈开始便以耕读为治家之法。曾星冈年少时虽然也沾染过不少“游惰”习气，引起一些人的讥笑，但自35岁起立志自责，苦心致力于农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见到“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觉得不便耕作，便领着耕夫“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与此同时，他又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有空闲。他曾对曾国藩等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从曾国藩给子弟的家书中即可以看出这点。
二是理学。曾国藩重视农业虽然出自家传，也是受理学的影响所致。曾国藩在京中时，追随唐鉴、倭仁等人讲习理学。唐鉴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他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朱子等理学大师对农业的认识与重视，肯定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是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

三是认识。曾国藩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发展。如果说，唐宋士人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学认为是格物所需，曾国藩则将农业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从家族的兴衰来看待农业问题的。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咸丰四年四月十四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提到：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嘱咐：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同年早些时候，曾国藩曾手写过一副由其父曾麟书亲自撰写的一幅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这既是父亲对儿子的勉励，更是曾国藩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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