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季洪两弟的信中提到:
押韵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细塘上之横墙不筑尽可,下首须雄过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颇主此说。且有菜无淤,亦是罔济,淤亦押韵字也。
这是曾国藩就菜园周边环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给纪泽的信中又提出了一个菜园布置之法:
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耘者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曾国藩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
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他自己对于农业生产深有体会,并能把这种体会,来用解释读书时所遇到的问题。古文中有“涵泳”二字,左思《吴都赋》:“#鼊鲭鳄,涵泳乎其中。”唐韩昌黎集十四禘祫议:“卧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朱子语类》五‘性理二’:“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陆象山语录》:“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涵泳二字对多数读书人来说,也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写给纪泽的一封家书中提到: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大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给纪泽的信中提到:
尔问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辩论甚晰。穜为艺也(犹吾乡言栽也、点也,插也),種为后熟之禾。诗之‘黍稷重稑’,《说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与稑,异同字也。隶书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从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农业是有相当了解的。 曾国藩原本是个读书人,尽管他出自农家,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读书的目的便是“跳农门”,所谓“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官,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而农业则一般被视为小人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子鄙樊须的故事。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可见当时人们鄙农的思想并未消除。而诗文更受人们的欢迎,读书人热衷于“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宋朝的情况较之唐代要好些,但士大夫们仍然是“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宋代虽然出了不少花谱一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无论是作者本人,或是当时的人都不把它当作农书,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至于 “农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正如陆游有诗云:“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只是后来有了曾安止爷孙俩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为谱录类著作中增添了《禾谱》和《农器图谱》两书。 当然,鄙视农业,看不起农民,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但我们在承认传统中国“农者不学,学者不农”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也必须看到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科举制度的形成有关。科举制度形成之后,使得一些读书人不得不面临考场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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