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进口成品。有关棉花的研究导致我们使这种景象变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广州的商人从18世纪末起就已经开始进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运输费用的价格差。通过海路进口外国纤维，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赣江逆流而上地运输中国棉花更为便宜一些。毫无疑问，在国门开放之后，商业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反向流动。因为19世纪的统计数字确实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中华帝国出口原棉，进口制成品、棉纱和棉织品。曼彻斯特的工业家们早在1830年就生产普通的棉织品，其效益要比中国的手工业主们好得多，所以他们自认为以其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处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陈钟毅和赵冈提出的论证的话，那么其演变实际上要更为复杂得多。与英国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国在数十年中继续进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织品，这种形势仅仅从1880年起才开始颠倒过来。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现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趋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点是棉花纤维生产过剩、出口原棉等与进口棉纱和棉纺品的重大发展相联系，从而弥补了当地棉纺品生产的逆差。这种新的局面却仅仅持续了20一30年。从20世纪的转折时期起，更具体地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期间)，中国利用国内外资本而取得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至于该国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棉花进口国和棉纱出口国，而外国棉纺品的进口商业都崩溃了。
    如果大家仅仅局限于“现代”经济的观点上，那么这种常规性的演变就很难理解了。事实上，必须考虑到工业生产所占份额始终甚少的事实。因为在20世纪初叶，更具体地说是即便在工业棉织品的进口迅速发展的时代，国内消费仍由手工业生产确保75％，手工业产品同样也名列出口产品之首。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声称，开放港口的工业化非但远不会有损于手工业生产，而且相反还会刺激它的发展，激励手工业匠人们使其技术现代化并创建使用一种经革新设备的大量手工业作坊。在1930—1935年之间，重新占领国内市场之举事实上业已完成，进口棉纺品的份额已锐减至3％，而中国人所穿的布帛有2/3的份额出白手工业作坊。甚至在上海，这些作坊也很繁荣，一直到达新工业区的附近地带也如此。 
    手工业生产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抵制行动，当然是由于政治形势提供了便利条件。“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抵制洋货成品。后来，中国农民在中日战争和内战期间，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绝了，他们自我收缩并实行一种自食其力的生存经济(衣食经济)。在本世纪50年代初，经过恢复国内的和平和重新启动棉纺工业之后，农民们仍以他们棉花收成的80％略多一些的数量从事交易。直到集体化时期，才使纤维物由国家机构全部统购以在现代化的工厂中加工。农村人对于加工棉花的酷爱绝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完成与纤维品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各项任务能确保一个贫穷的农民阶级有一种补充收入。由吴承明引证的那些在1930年左右从事的调查，便会令人信服地证明，参加棉花加工劳动的强度与农业经营的能力成反比。与弹棉花和织布有关的经营可以使农民利用他们之间劳动剩下的空闲时间，尤其是可以占有生产效率不高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劳动力，他们只能获得一种低于边缘工资水平的报酬。这种解释在有关脱皮去籽、弹花和纺纱方面则似乎特别合情合理，因为这些生产率不高的机械操作收效甚微。然而，经济方面的考虑却无法解释民众对于传统棉织品超过了对洋布的迷恋之形势，这是由于土布那特殊的质量造成的。正如陈钟毅和赵冈所指出的那样，“土布”比较暖和和结实，因为它们是在经革新的织机上织成的，用比英国纱粗得多的棉纱织成，但在外国工业家的眼中来看却收益低微，从而使英国制造商打消了设法仿造它们的愿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手工业匠人，不满足于再现古代的织造程度。他们毫不犹豫地革新并表现出了他们那令人瞩目的适应精神，向西方设备借鉴了各种改进措施(金属框、飞梭、提花织机)。相反，正是这些从手工业匠人的观点来看收益不佳的业务，诸如纺纱之类，都逐渐遭据弃并让位于现代工业。这样就特别解释了纺织业发展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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