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食之”的阶段。说玉米的株形像高粱和薏苡也很确切，通常在抽穗前，不是农家，也很难区别的。李氏把玉米雄蕊形容为“秕麦状”，以及对果穗抽穗后吐丝和结实的描述等都甚生动。这是在不知道雌雄异花同株的情况下所作的描写，是很不容易的。明代文献中如田艺衡《留青日札》（1578），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1581）及王象晋《群芳谱》（1621）等，也都有玉米植物形态的描述，但都不及李氏这样详细生动，直至清·汪灏的《广群芳谱》（1708）有关玉米的描述干脆照抄李时珍的原文而无补充。

此外，如李氏对豌豆和蚕豆的长期相互混淆作了辩正，并对二者的形态作了精辟的叙述，就不一一例举了。

以上是就《本草纲目》谷部的生物学特性和农学特色所作的扼要分析，借以窥见一斑。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上的科学家是完人，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正确无误。这里本着不为贤者讳的探讨精神，就谷部记述中一些不够正确的地方提出讨论，初步涉及的有以下几点：

1． 大麦条。本条提到“大麦亦有黏者，名糯麦，可以酿酒。”按现代农学知识，谷物中的稻、玉米、高粱、粟、黍等的胚乳组织有糯与非糯之分，麦粪的胚乳则没有糯与非糯之分。糯质胚乳的支链淀粉占98%~100%，直链淀粉不足2%甚至完全不含直链淀粉。非糯的谷物如籼稻，其直链淀粉高达25%，粳稻为18%，所以表现为非糯性。至于大小麦的胚乳其支链淀粉通常含量约75%左右，远不到98%以上的水平，就不存在糯性麦的问题。历代农书中也没有提糯大麦的名称，但地方志中却有“红粘糯麦”其注云“堪酿酒”（万历《绍兴府志》物产部）。又，浙江《诸暨县志》（1910）物产部转引宋《嘉泰志》中也有“红黏糯麦，堪作酒，故名糯”。可见糯麦之名自宋、明、清一直都有，不是李时珍的独创。推想糯麦称呼之起因当与酿酒有关，古人是把糯稻、糯粟、糯黍等可以酿酒的事实，类推到酿酒的大麦身上，也称之为糯麦。那时还没有淀粉的化学结构知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适宜于酿酒的大麦，因其是蛋白质含量极低之故，如蛋白质含量高，则不能酿出好酒来。

2． 胡麻条。本条对胡麻即芝麻蒴果的分类说：“有四棱、六棱者，房小而子少；七棱、八棱者，房大而子多。”这是把七棱也作为一种类型则不妥，因为芝麻蒴果的棱数应该都是偶数的，原因是芝麻的子房有二心皮、三心皮、四心皮之分，每心皮为一室，每室中间有假隔膜，分隔成二假室，每假室外结一排种子，二心皮共四假室，得四排种子，从外表上看便是四棱。同样，三心皮、四心皮就分别结六棱，八棱的蒴果，出现七棱的现象，是因四心皮的子房中有一个心皮未形成假隔膜，三个心皮有假隔膜，从而在外观上出现七棱的变态，这种变态是不遗传的，所以不能视为一种类型。

3． 狼尾草条。李氏在该条释名下引有“稂”、“*[艹头下为竟]蓈”“狼茅”等别名，在集解下云：“时珍曰：狼尾，茎、叶、穗、粒并如粟，而穗色紫黄，有毛……其莠而不实者，名狗尾草。”说狼尾草即狗尾草，形状象粟是对的，但把稂和*[艹头下为竟]蓈也当作狼尾草的别名，则混淆了稂和狗尾草的不同。李氏在集解中又另引《广志》的一句话：“子可作黍食。”则自相矛盾，因为《广志》说的稂是是指它像黍的杂草，所以子可以黍食，不是作粟食。而狗尾草即莠，是粟的伴生杂草，而稂则是黍的伴生杂草。《诗·小雅》有：“不稂不莠”，《国语·鲁语》有“马饩不过稂莠”，都是分指两种作物的两种伴生杂草。稂，又称蓈，《说文》：“蓈，黍属也。”段注：“蓈之于黍，尤稗之于禾也。”程瑶田《九谷考》也说：“余目验，穗与谷皆如黍。”程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内蒙古一带种黍多的地方，还有野生的蓈（Panicum spontaneum）。

4． 籼条。本条在释名下说：“籼亦粳属之先熟而鲜明者，故谓之籼。种自占城国，故谓之占。”把籼只看作早稻，是错的；把占稻、早稻作为籼的同义词，也是不对的。籼稻中有早稻是对的，但籼稻中晚稻也不少，籼稻和粳稻都有早、中、晚之分，并非只有粳分早、中、晚。占城稻只是个品种名，不宜等同于籼的类型名。

5． 稷及黍条。李氏在这两条的考释中把稷和黍视为同一作物：“时珍曰：稷与黍，一类二种也。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中国历史上在唐以前，一直释稷为粟，唐朝以后出现 稷是黍的新解，于是形成了稷即粟和稷即黍的两种对立意见，千余年来，辩驳不已。明以后主张稷即黍者，往往引李时珍的描述以为有力之论据。因为只有李时珍对粟和黍的植物形态作了明确的划分；“稷黍之苗虽颇似粟，而结子不同。粟穗丛聚攒簇，稷黍之粒，疏散成枝。”这个描述，影响深远，直至近代的词典、植物分类著作中都予以采纳，以稷为黍。殊不知李氏这个描述作为粟和黍的形态差异，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一开始就用“稷黍”连在一起，稷既和黍同列，当然附带也成了与粟的不同。李氏对稷何以是黍不是粟并没有提出论证，就把稷和黍放在一起，与粟进行对比，后人不鉴于此，就加以引用，是一种疏忽。要指出的是，以稷为黍不是李氏的首创，他只是继承唐本草的观点，进一步用形态差异对比的描述，加强了这一误解。笔者因已专门写有《论黍与稷》（载《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一文详加辨正，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6． 综观《本草纲目》谷部的叙述，其在生物学和农学上的贡献是很巨大的，上边所提几点质疑和商榷，实乃瑕不掩瑜，无损于《本草纲目》光辉昭垂后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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