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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Living Library实践与理论的文献综述    热  ★★★ 【字体：小 大 】  
国内外Living Library实践与理论的文献综述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12-06-29 22:17:59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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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丹倩/吴跃伟/董克，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

 Living Library（活体图书馆）是本世纪初起源于丹麦的一种全新的信息交流方式。Living Library活动与以往的一般图书馆服务最明显的差别是：它不仅仅局限于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形式，而是以用户本身为信息与知识传递的载体，举办者通过组织、出借特定的Living Book（活体图书），实现信息与知识的传递、共享，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功能。
    Living Library服务最核心的要素是Living Book，较以往图书馆以纸质文献、电子资源为主的服务有明显的优势。从形式上讲，Living Library较多地提倡思想之间的碰撞，主要提倡交流与互动，实现用户的深度参与，充分体现了图书馆2.0所提倡的图书馆没有障碍的原则。从内容上看，Living Library通过Living Book使读者在实质上获得了来自于知识和经验的多方面满足，并且Living Book作为能动的个体，可以就相同问题为用户提供多角度的信息。
    由于Living Library兴起的时间较短，进入学术界研究的视线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因此相关的研究内容相对较少。虽然“Living Library”这个词很早就已经出现，但主要是指生物遗传领域的基因信息汇集功能，与当前作为具有综合性质的信息服务方式完全不同。2010年11月22日，笔者在美国Thomson Scientific（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基于Web建立的世界权威数据库系统ISI Web of Knowledge中以“Living Library”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发现，没有文献论述过作为信息传播活动的“Living Library”，国外的Living Library研究主要散见于各个活动主办方的相关资料中；国内以中国知网（CNKI）为例，以“Living Library”为主题词仅检索到18篇文献，其中1篇不相关。本文归纳了国内外Living Library实践活动、理论研究的特点，以期对以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1　国内外Living Library实践活动特点
    1.1　国外Living Library实践活动特点
    1.1.1　传播迅速，规模不断扩大。
    Living Library起源于1993年，丹麦青年罗尼·勃格在一个朋友遇刺受伤后，与朋友们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停止暴力（Stop the Violence）”的组织，试图通过同辈教育的方式规劝丹麦青年抵制暴力。2000年，该组织在丹麦罗斯基勒音乐节（Roskilde Festival）上向外借出75“本”Living Book，采用对话的形式与来宾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旨在从对话中实现观念与信息的传递。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服务方式的“Living Library”概念由此产生。
    从2000年出现到2005年可称作Living Library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在欧洲国家开展；2005—2010年可看作Living Library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开展的国家更多，活动也更为频繁。
    当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已开展过或正在进行Living Library活动，其中以英国最为突出。英国现有的活动组织者已经超过了发起国丹麦，并于2008年更是开拓性地举办了国家级的Living Library服务网络和分配方案规划。在大洋洲，澳大利亚的Living Library得到了政府的全面支持，被当作提高市民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其中利斯莫尔市（Lismore）、伦瑟斯顿市（Launceston）是澳大利亚常年举办Living Library活动的典型，特别是利斯莫尔市，已将发展“Living Library”作为一项市政战略；在美洲，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展了Living Library活动，巴西2009年开展的Living Library活动参与者竟达到10万人次。
    据谷歌地图对全球Living Library活动情况的可视化显示，Living Library现已传播

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09年1月23日，该活动已经举办了130多个场次。而据Living Library的官方网站统计，以2010年为例，截至20lO年11月27日，全球已经开展和将要开展的Living Library活动有70多场。
    1.1.2　以人道主义功能为主线，主题广泛。
    国外的Living Library在诞生之初就打上了人道主义的标签，最初的发起者希望通过交流的形式实现其教育的功能及人道主义价值。国外已经举办的Living Library活动基本上都围绕这个理念展开。例如，美国密歇根州圣莫妮卡市和加拿大马斯克洛中学举办的Living Library活动以消除种族歧视为主题；英国一个休闲中心举办了针对心理疾病患者或易患心理疾病人群、旨在促进交流和消除隔阂的Living Library活动。国外Living Library活动理念总体上可以概括为：通过Living Library活动让读者与遭受偏见、背负负面刻板印象① 的群体面对面交谈，以增进相互理解，减少社会偏见，增强社会凝聚力。
    从出借的Living Book来看，涉及的人群多种多样，因此主题内容实质上非常广泛。国外的Living Book主要是那些有特殊经历、兴趣或信仰的人，如退休教师、残疾人、宗教人士、同性恋者、难民、社区工作者、人道主义者、无神论者等。这些人是所谓的主流群体正常情况下很难接触到的。可以说，Living Library为读者与Living Book提供了在安全的环境中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从而达到友善沟通、相互理解、消除偏见的目的。Living Book基本上都是志愿者，没有报酬，这保证了活动的客观性、内容的公正性。
    1.1.3　承办机构多样化，图书馆的主体作用日益凸显。
    最初的Living Library主要依附于音乐节、书展等大型活动。在其后的发展中也有学校、博物馆或政府的参与。但随着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作为社会信息集散点的图书馆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Living Library活动的承办主体。
    英国在2009年上半年先后有6个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举办了Living Library活动。Living Library传入美国较晚，但发展很快，美国阿肯色（Arkansas）州立大学在2007年秋季学期发起了首次校园Living Library活动，该活动由校督导办公室、国际交流处与图书馆共同举办[9]。随后美国许多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举办了Living Library活动。在加拿大，2009年阿尔伯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圣力嘉应用技术与艺术学院（Seneca College）等几所高校图书馆举办了Living Library活动。许多国家的Living Library活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支持，如澳大利亚2006年以来举办的大量Living Library活动都是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的。
    1.1.4　活动成效显著
    Living Library的发起人之一罗尼·勃格认为：“我们活在一个需要对话的时代，因为对话能够促进了解与宽容。”[10]Living Library的欧洲网站上写到：Living Library旨在促进对话，减少偏见，鼓励团结，以积极、和谐的方式向人们的偏见发起挑战，改变人们对一些人或事的刻板印象，促进宽容与理解[11]。而从国外Living Library活动的反馈来看，它确实达到了目标，不论是Living Book还是参加Living Library活动的广大读者，均表示从中受益良多。根据Lismore's Living Library Evaluation Report显示，100％的读者表示愿意再次参加Living Library活动并会向其他人推荐；98％的读者认为Living Library给他们带来了收获，使他们对某些人群的负面刻板印象得到改变；92％的Living Book也表示愿意参加以后的Living Library了活动[12]。
    1.2　国内Living Library实践活动特点
    1.

       

2.1　处于萌芽阶段，开展机构较少。
    2008年4月25日，美籍华裔图书馆学专家曾蕾在图书馆2.0中文论坛博客平台中首次以“新型图书馆新业务：出借的书是人——Living Books（The New Library Fad: Borrow a Person）”为博文标题向国内同行介绍了“Living Library”这个新名称中蕴含的服务理念[13]；同年11月21日，曾蕾又以“A Living Library and Living Books”为博文标题倡议实践此活动，从而促成国内图书馆界在“2008年上海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上首次进行“Living Library”的尝试[14]。目前，国内开展Living Library实践的机构不多，而且以高校图书馆为主。
    国内最早开展Living Library活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2009年3－6月共举办了7期“基于IC创新支持计划——薪火相传Living Library经验交流活动”。每期都有4个不同主题的“图书”供感兴趣的读者“借阅”。活动的组织者还联合了学校研究生总会等单位[15]。从2009年10月28日起，上海交通大学此项活动更名为“以人为‘书’，与TA面对面——鲜悦Living Library”，于2010年5月举办Logo征集大赛，并在6月22日举办了颁奖沙龙[16]。
    2009年5月，“同舟共济，分享新知Living Library”阅读活动登陆同济大学。其活动组织者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本行走的书，每个人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一段丰富的经历，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该活动由校图书馆、校团委、校学生会共同主办[17]。
    此外，江苏大学图书馆也于2010年5月12日举办了Living Library活动，由5位优秀的同学担任“Living Book”，供其他同学借出使用[18]。
    1.2.2　主题内容较窄，但相对专业。
    国内Living Library活动主办方以高校图书馆为主，面向的读者群体需求较为固定，因此主题比较明确。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基于IC创新支持计划——薪火相传Living Library经验交流活动”分为五大主题：留学篇、考研篇、实习（工作）篇、英语篇、科研篇。馆藏“书目”均是全校各个院系的优秀学生代表，他们主要来自高年级，在学习、工作、科研等方面都有较为突出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而同济大学图书馆举办的Living Library活动的真人书主题包括职业规划、科学研究、考证考级、出国留学等，真人书的来源包括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及身边的老师和同学。江苏大学图书馆举办的Living Library活动主题分为：保研篇、考研篇、就业篇、科研篇。总体上看，由于Living Library活动主要是由高校图书馆举办，因此以其主要读者群体——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主题。
    2　国内外Living Library理论研究特点
    2.1　国外Living Library理论研究特点
    2.1.1　重视开展实践，理论研究较薄弱。
    国外Living Library从2000年出现发展至今，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几百场活动，有些活动规模相当大。例如，在巴西，来自里约热内卢PUC（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大学的Roberta Lourenco Ziolli教授把Living Library的服务理念引入巴西，并于2009年8月25—28日在该校举办了1次Living Library活动，这是南美洲的第一次Living Library活动，此后这个活动每年向公众举办1次，每次都有10余万人参与。但是国外与Living Library相关的学术论文很少，仅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的Rob Garbutt[19]研究了Living Library对人权和和平推动作用的理论基础，包括群体联系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世界主义多元文化论（cosmopolitanism theory

       

）、聆听理论（listening theory）等。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国外研究侧重点不同有关。
    2.1.2　研究分散，以经验总结与推广为主。
    Living Library理念的传播和推广离不开欧洲理事会的推动。2005年欧洲理事会出版了名为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一书，该书后来被翻译成8种语言，成为许多国家和机构开展Living Library活动的指南。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解释了如何开展Living Library活动，包括前期的准备事项、各个环节的注意事项、推动措施和评估措施等。该指南在Living Library的欧洲网站上可以免费下载[20]。澳大利亚Living Library组织结合澳大利亚开展Living Library活动的历史和经验，为Living Library组织者编写了综合、详细的Living Library指南——Australian Organizers Resources Kit。另外，还有许多针对Living Library各个环节细节方面的指导，如营销宣传、读者指导、借书证的编制、书目编制、T恤设计等。有些开展Living Library活动的机构还系统地编写了总结报告。这些资料大部分都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
    2.2　国内Livitlg Library理论研究特点
    2.2.1　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
    国内关于Living Library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2009年6月15日发表于《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一篇名为《图书馆活体资源刍议——以“活体图书馆（Living Library）”为例》的文章，作者林梦笑认为，活体资源的特性在于互动性、不可复制性、开放性、互荐性，在使用中要注意保障用户信息获取权与合理使用之间的平衡，采编活体资源时要注意系统性和用户需求，对活体资源的评价有统计法和读者评价法两种方法[21]。随后，陆续有学者开始发表关于Living Library的学术论文，但数量十分有限。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Living Library在国外发展时间也不长；另一方面是Living Library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
    2.2.2　关注度逐渐提高，研究角度比国外更丰富。
    虽然国内对Living Library的理论研究从2009年才开始，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Living Library，并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熊太纯介绍了国外Living Library活动进展，包括Living Library的起源，在欧洲、美洲、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王彩春、赵星通过研究认为，我国开展Living Library的可行性在于“对读者而言，Living Book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对Living Book而言，需要有人倾听与交流”，并提出图书馆开展Living Library的几点措施[22]。徐璟分析了Living Library在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可行性，并指出Living Library融入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优势在于：Living Library体现主动创新和协作沟通能力，图书馆可以为Living Library项目长期开展提供最大保障，而Living Library项目可以实现图书馆服务中读者和馆员双赢的最大化[23]。朱茗认为，图书馆拥有组织、管理和利用资源的完善体系，对推行Living Library服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分析了Living Library与参考咨询服务的区别[24]。张立亚认为，Living Library在创建新型信息共享空间、创建新型的社区服务、创建独具特色的服务文化、创建面对面的学科服务模式等方面对大学图书馆服务有重要启示[25]。傅俏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应如何开展Living Library活动，包括分析读者需求，招募、征集、筛选Living Book，分类、编目、标引和利用Living Book，制订Living Book流通规则及评价方法[26]。王昕等则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中特色板块“鲜悦Living Library”的实践经验证明，图书馆学科服务可以有效聚类读者长尾群，满足长尾用户群体的信息交流需求[27]。此外，即将召开的第3届“图书

       

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会议也将Living Library作为研究主题之一[28]。可见，Living Library这种极具生命力和创新性的方式正在被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
    3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外Living Library实践已经十分丰富，对Living Library活动的组织已经有了一套基本的流程和指导，但是理论研究比较分散。国内对Living Library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在理论方面，国内的研究主要还是对国外Living Library的介绍和将Living Library引入国内图书馆的探讨，对Living Library至今没有统一的译文，有的称之为“图书馆借人活动”，有的称之为“活体图书馆”，还有的称之为“互动图书馆”等，更没有一个关于Living Library的确切定义及研究范畴；在实践方面，国内以图书馆牵头主办为主，但目前仅有有限的几家图书馆在开展Living Library活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类似优秀学生的经验讲述和交流。总之，国内对Living Library的研究仍有待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相信Living Library未来将在图书馆服务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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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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