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高峰。第３个暖期为“隋唐暖期”（６００ａＡ．Ｄ．～１０００ａＡ．Ｄ．），对应于欧洲的“中世纪暖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国都长安的冬季无冰无雪，梅、桔等亦可在皇宫中生长、结果。由于黄河流域雨量丰沛，水利事业发达，农业丰收，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综上所述，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的大一统农业王朝时代，都与上述的气候暖湿时期大体一致。
    与暖湿气候期相间隔，２０００ａ来中国气候经历了３个寒冷干旱时期。第１个寒冷期为西周冷期（１０００ａＤ．Ｃ．～８５０ａＤ．Ｃ．）。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第１个文化层与该时期相当。其环境考古分析表明，当时气温明显下降［（４）］。《竹书纪年》中有周孝王七年（９０３ａＤ．Ｃ．）江、汉结冰的记载。第２个寒冷期为魏晋南北朝冷期（公元初～６００ａＡ．Ｄ．）。当时的年均温比现代低２℃～４℃。《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物候，约比今天推迟１０ｄ～１５ｄ。这次冷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动乱岁月。第３次寒冷期出现在北宋初年到清末（１０００ａＡ．Ｄ．～１９００ａＡ．Ｄ．）。其中北宋初年到南宋中叶的１００ａ出现了本次寒冷期中第１次明显的降温；南宋中叶到元朝初年（１２００ａＡ．Ｄ．～１３００ａＡ．Ｄ．）有１个短暂的回暖期；从１５世纪开始，气候进一步向干冷方向演进，直到２０世纪初气温才有所回升。最后这个连续５００ａ的干冷阶段，即为“明清小冰期”，其中１７世纪最为寒冷，尤以１６５０ａＡ．Ｄ．～１７００ａＡ．Ｄ．最甚，形成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气温下降的最低谷。黄河流域从１６２７年到１６４１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１４ａ的流域性干旱。第３次寒冷期几乎经历了中国２０００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１０００ａ。它最初引发了辽、金与宋室江山的对峙，后期导致元、清两代“牧者王朝”对黄河—长江流域农耕世界的统治。
    由上可见，最近几千年来我国气候虽然表现出以数百年时间尺度为周期的冷暖波动，但总的趋势是暖期不断缩短，冷期愈来愈长，冷期降温的幅度逐渐加大。如，“仰韶暖期”历时几千年，秦汉暖期延续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１００多年，魏晋南北朝冷期则经历五、六百年，而第３次寒冷期则长达八、九百年，到１７世纪中叶又形成了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最寒冷的气候。
    众所周知，中国季风气候的特征表现为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历史时期亦复如此。因此，最近几千年来，由于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历史时期以来我国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根据历史上的旱涝记载，我国北方在９世纪以前，干旱年份出现的几率不超过１７％；９～１４世纪增加到２７％；１５～１７世纪上升到４３％；１８世纪则为４６％，干旱年份几乎隔年出现。若以１０００ａＡ．Ｄ．为界，将最近的２０００ａ分成前后２期，那么前期干旱的年份共计３５０ａ（占３５％），湿润年份共计６５０ａ（占６５％），显然以湿润为主。后期９００ａ间，干旱年份为５８０ａ（占６４％），湿润年份只有３２０ａ（占３６％），显然以干旱为主。尤其是处于明清小冰期间的１４３１ａＡ．Ｄ．～１８２０ａＡ．Ｄ．的３９０ａ间，旱期竟长达３２０ａ［（５）］。图１ｂ中最近几千年干旱及大风出现次数的曲线再现了日益干旱的趋势。
    如果将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历代王朝的兴衰荣枯进行对应分析，发现，正是由于２０００多年来温暖湿润气候期的不断缩短、寒冷干旱气候期的不断延长和干旱化程度的日益严重，才一次又一次引发了塞外游牧民族步步深入到黄河—长江流域。

　　３　气候变化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中的作用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汉代鸿儒董仲舒（１７９ａＡ．Ｄ．～１０４ａＤ．Ｃ．就在著名的《对贤良策一》中提出了试图解释天人关系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董仲舒是将其天人感应说作为建立封建神学体系基础、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是唯心主义观点，应当遭到人们的摈弃。然而他从天人关系出发考虑自然界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模式，不能说绝无可取之处。尽管天不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更不表示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然而，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于从事农耕和游牧的民族来讲，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不可能不对其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势的强弱、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乃至游牧人与中原农耕世界的关系。当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以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农业王朝必然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农业歉收，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阶段矛盾激化，国势一天天衰微。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冷变干同样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向南部的农耕世界发起攻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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