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一些地方就开始出现了以早期从事革命的原地域为依据划分亲疏关系的山头主义倾向。为此，毛泽东要求，在革命队伍里，要以团结互助为荣，同志之间形成基于共同的革命目标的亲密互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10] 毛泽东倡导的以团结互助为荣的思想，对于消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的宗派主义，提高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屡屡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中，就不难发现，这种具有新型人际关系的革命队伍已经完全不同于旧中国一般社会组织，不再是以江湖义气为核心，而是为着一个共同的崇高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团体，因此，特别具有战斗力。
旧中国的家族本位的道德价值观，不利于形成在全社会的层面上的良好互动关系，不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事实上，它是造成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的重要观念基础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克服旧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的家族本位价值观，把过去革命队伍反对宗派主义的优良作风贯彻于全社会之中，是完全必要的。在新社会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思想中，抽去了家族本位价值观所具有的狭隘性，团结互助的思想在更大的社会范围中得到实施。过去在彼此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所带有的那种强烈的宗法色彩被抹去，代之以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目标和理想上的、具有阶级友爱色彩的同志式的新型人际关系。
    随着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成功，我国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的具有家庭特征的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当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与资本家们走出原来的以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组织而成为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成员时，家族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就失去其经济基础。经济归属的变化导致广大社会成员实现其向集体本位的道德价值观的加速转变。于是，以热爱集体、热爱祖国为荣就成为一股崭新的社会风气；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就成为在集体这个新的大家庭中的同志之间盛行的美德。
    三、从自利型人格到奉献型人格
    在道德境界方面，中国传统道德将君子和圣贤作为理想的、完美的人格。其中，作为人格典范的圣贤，达到了与天地为一体的境界。但圣贤人格又主要是为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并被涂上了神秘的色彩，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践行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道德修养目标还是君子人格。传统道德中的君子人格重在个人品德的修养。虽然这种道德境界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内容，但其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在个人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方面。因此，中国传统道德信仰的人格价值取向实际上还是一种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的自利型人格。这种人格的道德境界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具有慎独、克己、洁身自好等特点。在对待公与私、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上，虽然传统道德提倡的是先公后私、天下为公，但在实际的道德表现上，更为普遍的行为却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因此，在明清以来注重个人修养的文人士大夫中，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真正能够挺身而出担当大义者为数甚少，许多人还是仅仅从自身的利益动机出发来理解和处理公与私、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跳出在“小我”的狭隘视野内思考道德修养的局限。
    毛泽东在倡导以服务人民为荣的观念时，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他把加拿大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作为实践这种精神的榜样，并号召人们学习这种精神。他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11]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一个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2]。这是他对奉献型人格的精辟阐释。
    抗战之初，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向全国发展，需要“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与领袖在道德修养水平上必须是具有奉献型人格的人。他说：“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3] 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要摆脱“小我”意识的局限，树立为“大我”而奉献的意识。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14] 在他看来，共产党员应该是实践乐于为“大我”而奉献的精神之楷模：“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5] 
    正是在毛泽东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公而忘私的精神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涌现了一大批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和为国家社会艰苦奋斗的道德典范。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胸怀全局，无私奉献，在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创造了石油工业的奇迹；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状况下，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农民们组织起来，顽强拼搏，百折不挠，不记个人报酬，硬是把穷山恶水改变为美好家园；焦裕禄克己奉公，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中，最为感人的人格形象是雷锋。作为一个在旧社会贫困家庭长大的苦孩子，雷锋在平凡的岗位上和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中，始终体现出公而忘私、舍己为人、互助友爱和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个人品质，直至最后因公殉职。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向全国发出学习雷锋的号召以后，这种“舍小我，为大我”的道德境界迅速成为全社会无数人所追求的道德目标。于是，从自利型人格向奉献型人格转变，蔚然成为大众道德信仰转变中的一个明显的趋势。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