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运动？这个问题是关于道德时间形态的理解，属于“道德是什么”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道德观念中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难题，历来思想家对它所作出的回答之间，分歧也是很深刻的。例如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见解，实质的逻辑都是否认道德本身的发展。    各种道德绝对主义观点，如道德“天意”说、“神喻”说、“绝对实质”说、“绝对命令”说等认为，真正的道德本身是一套终极的实质、境界、目标和标准，它是超现实的、先验的、不变的，人们只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达到它，而不是自己在选择和造就它，改变和发展它。所以，它们虽然并不一般地否认人的现实道德表现有高低进退的差异，但把这种差异仅仅看作是人在道德轨道上的移动、前进或停顿、回归或偏离，而轨道本身是不变的。在时间特征上，道德绝对主大体表现为两种，一种认为终极的道德形态为人类最初所具有，后来日益偏离了它，将来的出路则在于人们“返朴归真”；另种则认定终极道德形态存在于未来（来世）的最高境界，人类只有在永恒的追求中，犹如必须经历“涤除原罪”过程之后进入天国一样，才能有一天进入它的境界。    各种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如道德“情感”说、“情境”说、“循环”说、“标准虚无”说等都认为，道德本质上就是人人各自的主观选择，善恶取决于主体的兴趣、需要和偏好，并无客观统一的标准和界限。因此道德必然总是在变，此一时彼一时，象春夏秋冬流转一样，一种景象代替另一种景象，只有各不相同的“文明模式”，没有谁比谁好坏高低之分，因此也就无所谓进步退步。还有的主张“善恶并行论”，就如俗话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认为善在发展，恶也就在发展，它们的对立永远存在，因此除了一个“斗”字以外，道德也无所谓总体上有什么进步……    积极进步的道德观，总是和革命实践的世界观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如孙中山先生就认为，人类总是在进步的，未来是光明的，革命在于创造崭新的世界，也必然带来更进步的道德。历来的革命者差不多都这样看。马克思主义也持这样的道德进步观。它认为虽然迄今为止没一种道德模式是绝对的永恒的，但人类在道德上的追求和表现，却总是在经历着不断的解放、进步和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是没有止境的。各种承认道德进步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方法特征，就是把道德同人的改造世界、同时也发展着人自身的实践联系在一起，把道德和人类的全部生活、文明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现实历史的考察，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孤立起来，用抽象的原则和标准去套，更不是以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来代替现实。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科学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用抽象的观念或偏见，而是从人类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可以感受到的社会变迁来考虑，应该承认人类道德总体上确确实实是进步的。现在的人毕竟比原始和古代的人道德意识更强些、道德标准更丰富些、道德境界更高些。当然，“进步”不等于“完美”，特别是每一时期的道德现实同这一时期的道德理想和标准相比，并不总是感觉越来越好（相符）。道德总体性的进步主要表现为，时代的道德理想和标准不断地丰富和提高。所以，承认现实的道德离我们的理想有差距，这是坚持道德进步观的表现之一。但是，承认差距固然意味着要努力按照理想标准去改善、建设现实的道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要注意反思和校正道德理想本身，使之不致过于远离现实，甚至全盘否定历史和现实。看到善永远要与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也是进步观的表现之一。但是承认斗争不应与否认和谐统一和总体进步混为一谈，以至于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更不应变成以“破”代“立”、只批判不建设的“斗争哲学”，而是要探索将“惩恶、祛恶”与“立善、扬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式和途径，最终以道德上的创新发展为目的。    在我们中国谈论道德进步问题，不应该忘记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就是颇有影响的儒家“逆时向思维”传统。自从孔夫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起，便开了这样一种先例。“周”是先朝，它的美好又是来自学习和继承了尧舜“二代”（尧舜时代的治世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恢复了更古老的传统，孔子没有说），因此要以“克己复礼”为现下的治世之道。虽然孔子实际上并非真的主张保守和复古，他不过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磊”，阐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已。但是，这种“法先王”、回头看、以过去为将来立极的表达形式，却被后人当成了固定的思维方式，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定势：在道德上，一说起美好的时光，就总是想到过去。“人心不古”这个成语流行了几千年，仿佛道德上的是非得失，主要在于人心的“古”与“不古”，“古”才是善和美的代名词。当人们面对陌生的现实，而又看不清前途的时候，回忆和怀念过去的好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但不能被这种自发的情绪所左右，忘记了理性的思考和判断。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这种非批判的习惯心理，即使不造成复古主义倾向，也会给人增加思想上的迷惘、心灵上的痛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