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对老百姓讲诚信，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古人认为，在为人处事中，“谨而信”(谨慎和诚信)、“敬事而信”是最基本的。《春秋谷梁传·僖公22年》中记载：“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孟轲把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基本道德规范，概括为五个原则，“信”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他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先秦以后的思想家们，都把“诚”和“信”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宋明道学家们，对“诚”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周敦颐把“诚”提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高度；朱熹说：“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陆象山则强调“忠信”，认为“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人而不忠信，何以异于禽兽者乎？”从上述这些思想家的言论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诚信”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进一步加深和丰富了对“诚信”的认识，把“诚信”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高度。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之后，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还提出，我国人民要努力工作，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励，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周恩来同志强调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刘少奇同志多次强调“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邓小平同志也着重指出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反对“说空话、说假话、说大话”，要求必须杜绝这种“恶习”。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诚实守信”、“老老实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不但是传统美德的要求，也是革命传统的重要要求。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诚实守信”具有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其现实意义更加重要。 “诚实守信”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建设，是一个包括道德核心(为人民服务)、道德原则(集体主义)和各种道德规范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道德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三大领域中各种人伦关系的要求。在“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中，更突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10个基本规范。为什么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道德建设时又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呢？ 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道德核心、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并能把它付诸实践。道德教育不但要使人们懂得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要以诚挚、真实的态度，把道德要求化为自己的行动。古人认为：“履，德之基也”(《周易·爻辞下》)，“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把能否实践道德作为道德建设的根本。因此，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道德的核心、原则和规范，是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能否收到实际效果的决定环节。能够做到“诚实守信”，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我们的道德建设就必然取得愈来愈大的进展；不能做到“诚实守信”，我们的道德建设就会沦为空谈，人们的素质也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在当前，我国一些地方的道德失范现象，归根到底，都是同失去了“诚实守信”有重要关系，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从加强“诚实守信”的建设入手。 “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履行道德规范的要求，这可以说是加强道德建设的卓识远见。 “诚实守信”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石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竞争经济，又是一种契约经济。因此，如何保证契约双方履行自己的义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关键。一方面，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市场的“秩序”；同时，我们还必须用道德的力量，以“诚信”的道德觉悟，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不仅靠对违法者的惩处；更重要的，要使大多数参与竞争的人，能够成为竞争中的守法者，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没有道德教育，没有荣辱观念，没有羞耻之心，都信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念，人们就会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获取利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无法进行。社会失去了“诚实守信”的道德基石，失去了“诚实守信”为荣、“背信弃义”为耻的舆论氛围，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的。“法治”和“刑罚”着重于惩罚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教育和“德治”则着重于对违法犯罪前的教育和预防。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在最大利益的诱惑与驱动下，只有使参与竞争的大多数人自觉守法，才能够避免“法不责众”的混乱局面，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诚实守信”对克服“市场”的消极方面和负面影响、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有着特殊的指向作用。 我国“市场”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