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集体资产的收益情况，获取相应的报酬。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在集体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可以借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做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地方，村干部报酬用划出报酬田、地、果树、鱼塘的办法解决，谁当选村委主要干部（一正一副或一正二副）由谁种、管，收入归己。[11]这种做法既保证了村干部的经济利益，又不需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缓和干群关系。

    三、村干部通过为农民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可以向村民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为报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者和私有财产主体。由于家庭经营的分散性和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农民对公共物品存在强烈需求。但是，由于公共物品存在外部性，“将无贡献者排除在外也许是不可能的”[12]，因此，农民个人并不愿承担公共物品的提供，因此需要由公共权力组织来提供。在村庄这个相对独立的农村社区，诸如筑路、修桥、办电、安装自来水、兴办教育事业、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对于村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村干部可以通过向村民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来满足农民的需求，从而获取一定的报酬。

    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负担的具体标准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由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自己讨论决定。此外，考虑到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在对村干部报酬的分担中，国家财政、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负担所占的比例也应当有所区别。在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和农民分担的比例可以少一点。在贫困地区，集体经济一般比较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国家财政分担的比例可以适当多一点。

【参考文献】 [1]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　沈延生：《村治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3]　余俊杰：《村级负债问题不可小视》，《政策》，1999年第9期。 [4][6]　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8月号。《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53页。 [5]　农村基层制度创新与税费体制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6期。 [7][9]　徐晓波：《进一步改革村提留管理方式规范村级干部的报酬收入》，《理论前沿》，2000年第2期。 [10]　胡荣：《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12月号。 [11]　邵政：《柳州地区农村村级组织体制改革实践的回顾》，载于曹息余：《农村村级组织建设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5页。 [12]　安东尼·B·阿特金森、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蔡江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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