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本土资源过度开发的后果

　　以中国北方的水资源供应为例，来分析资源报酬递减的问题。

　　如果中国兴建大规模的南水北调工程，那么整个北方的平均供水成本必定上升；由于供水成本大幅度上升，因此用水浪费就变得更加难以容忍，就更加迫切需要采用和推广节水技术；由于用水量的增加，因此不加处理直接向自然界排放污水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水处理成本要增加；由于调水后供水成本提高，对于地表水和地下水需要实现统一管理和配给，否则就会导致用水单位不接受供水系统的高价水而自行开采地下水，因此水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要加强，管理成本也要上升。如果不进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那么北方工农业发展和生活节水压力就会空前增加，节水投资也会直线递增；污水处理标准也要急剧提高到足以回用的水平，投资和运行成本必定极为可观；这两者的成本提高终究会超过调水后的成本递增水平。

　　从水资源利用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过程的四个方面，以成本上升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增加资源供应的边际成本呈递增态势；其次是资源利用成本也逐步上升；第三是资源利用的后处理成本提高；第四是对资源利用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管理要求日益紧迫，因此管理成本上升。所有的成本上升在宏观经济上都要最后表现为一定资源与物化劳动的结合，新成本发生就是一个他种资源耗竭的加速过程。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就是人均消耗资源增加的过程。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不仅福利上升过程是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过程，而且资源利用在环境和生态上造成的负面抵消作用，相比较福利上升的速度而言却是一个加速过程。资源加工利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导致对环境和生态发生一定影响，只是环境具有一定自平衡能力，在超过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后就会以负面影响表现出来，这就是环境和生态问题。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密集分布在一片连续的大陆上，没有足够污染物的扩散空间，污染物浓度集聚上升的结果，会迅速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需要进行人工处理，增加了资源利用的后处理成本。所以在一定时间和发展水平上，随着资源消耗增加净福利增加的曲线，是一条斜率逐步减小最终趋向水平、最后趋于下降的曲线，即使对资源开发利用增加，人均福利也将不再增加甚至开始减少，这个“点”就是资源开发临界点。

　　对所有的国家来说，这个临界点迟早都会到来，对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均环境容量不足的现实而言，这个临界点会先于欧美诸国提前达到。对于今天的国家而言，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临界点会先于自己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提前到来；而发达国家由于有垄断利润的支持，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开发临界点会后于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滞后到来。

　　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总是首先在弱势阶层身上体现出来，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即使按照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为指标，也要求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三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每单位投入更多（决不只是三倍！）的劳动和资源（如化肥、农药），最终减少农民的纯收入。农民无法寻求财政转移支持，由农民来独立承担土地报酬递减引致的高成本，必然导致农村的贫困化。

　　社会上的优势阶层即使碰到资源报酬递减，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负担进行转嫁，通常的手段是通过市场价格上升或者是财政转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或者放弃在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政策，通过牺牲长远利益的方式来扩张当前利益，放弃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绿色GDP的损失很大。例如巢湖、太湖、滇池、淮河污染，绝大多数废水不加处理直接排入江河等自然水体，这种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以邻为壑”政策下，受损害的多数是农村和农民。

　　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资源消耗国，而GNP指标则排在全球第六位。在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关系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简单的对比，说是中国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太高，只要降低一定的比重，中国将有多少潜在的经济增长空间。在上文我们分析了价格带来的资源跨国界流动，以及因为资源紧张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与西方的资源消耗无法进行简单对比。这种简单对比的前提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产业和产品结构上没有区别，在产品实现的市场价格条件上没有区别，或者这种区别可以消除。

　　如果中国存在脱离经济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机会，进入第一世界国家行列，主导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并实现“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那么中国将有可能在大幅减少单位产值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实现更多的经济增长。但是今天的现实却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空前显著，甚至使得资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改变中国GNP与资源消耗水平不对称的出路，还在于中国能否获取大量“垄断利润”从而改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条件，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知识经济”和“高附加值”的重视，都是充分认识到了垄断利润的作用。改变这一地位，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产业在与欧、美、日垄断企业的竞争中间，把它们边缘化，从而得以在竞争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使中国企业掌握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垄断地位。这实际上是指望中国可以在自己过穷日子的情况下，在大多数消费产品的技术水平上超越欧、美、日的垄断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并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无限制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最后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把西方七国边缘化，破除它们今天在世界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由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来对世界资源予取予求地利用，突破本土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这个幻想的比喻意义是：中国人可以在下水之前学会游泳，而且在参加国际比赛时，第一次下水就夺取几乎全部的世界游泳冠亚军，因为如果不彻底把欧、美、日全部边缘化，中国就不可能获得足以支持中国实现普遍富裕和发达的资源份额。

　　“市场价格配置资源”是经济学家们都同意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间则往往不考虑市场和价格如何配置资源，以及中国在这个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间的损益情况，美国国际经济学知名教授克鲁格曼曾经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并就此预测了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问题。“克鲁格曼命题”的核心内容有三：其一，东亚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奇迹；其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因而其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其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东亚经济增长不会使他们轻易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西方国家也不必过分为此担忧。

　　以“克鲁格曼命题”来判断整个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显然是不对的。日本是全球垄断价格的受益成员，四小龙也不完全符合这个命题，只有中国大陆是完全符合“克鲁格曼命题”的全部条件的。中国在近20年时间里，以近乎具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这是导致世界市场同类产品供求关系显著改变的重大推动因素，是拉开“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差距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东亚其他外向型经济体（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2000年，世界人均拥有中国生产的1双鞋、2.8件衣服、1.7米布，每２人拥有一顶中国生产的帽子、１条毛巾、一双袜子……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目前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如今，全世界出售的照相机有50%以上在中国生产，30%的空调和电视机，25%以上的洗衣机和近20%的电冰箱也在中国生产。中国海关统计也表明，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纺织品、服装、鞋、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近年来，机电产品中的移动电话、激光唱机、显示器、空调机、集装箱、光学元件、电动工具、小家电等出口也升至世界首位，彩电、摩托车等商品出口位居世界第2位。（转引自贺雪峰：《中国农村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前景》，未刊稿。）

　　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产品出口，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出口价格条件的恶化是中国外向型工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结果导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全球自由分配地位的迅速恶化。从1980年到1997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GNP总量占全球份额的比重，迅速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份额降低的过程。

　　五、中国城市化现状及前景

　　与农民从事农业相比，一个工商业体系中间的就业机会，需要多出许多倍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作为支撑；为维持一份过得去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相比，每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多出十倍以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才足以维持。大量人口实现城市化，仅仅依靠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是不够的，而是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

　　中国重工业与轻工业物质与市场联系的部分中断，轻工业与农业联系的部分中断，城市与乡村脱离的现实，就是中国一方面参与国际大循环，一方面带来国内各个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脱节。最后的结果是国外垄断资本有条件大量提取中国的社会剩余，中国的工业又普遍地引进排斥就业的技术进行生产，垄断利润就带动国内资源向国外转移，在国内的资源分配上，又因为技术装备本身限制了参与新兴产业的人口规模，有限的资源分配向城市和少数人手上集中，最终当然要排斥许多人进城的机会，肯定要压缩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空间。

　　只要中国不改变以西方国家现代化为蓝本的发展方向，肯定无法摆脱排斥多数人利益的竞争性利益分配模式，城市能够正常接纳的人口将减少，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将注定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而多数人则注定是被遗弃者。多数人脱离现代化进程，制度和政策选择并非首要因素，而主要是由资源分配上的“硬约束”决定的。去掉人与资源关系的视野，不考虑中国工业边缘化的特点和技术条件，盲目地从愿望出发，或者“言必称欧美”，指望中国步欧、美、日之后尘实现多数人口的“西式现代化”，实际上不过是创造和宣传了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而且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时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人口大量同步实现城市化，大致上可以从重工业优先政策和高积累政策底下的消费压制得到部分解释，重工业优先使得单位资本结合的劳动者数量少；而当时工业布局严重受到战争影响，生产工厂布点分散和规模偏小，也明显要带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失去规模效益，这些因素都使得城市和工业接纳能力下降。然而最近2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政策已经作出了根本的调整，工业布局和城市规模问题方面的战争影响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化速度反而下降了。

　　据统计， 1949年中国大陆只有69座城市，约2000个县城及建制镇，城市人口5765万，占全国人口的10.64％。1949—1982年共计33年，城市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了21480万人，增长2.73倍，平均每年增长11.30％。1982—1999年共计17年，城市人口由21480万人增加到了38892万人，增长0.81倍，平均每年增长10.60％。（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0》。）

　　在2000年，中国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NP的85％，但是在城市居住的人口比重仅仅占36％（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而根据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具有城市户口的比例更低至26.7%，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程度。而且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的人口，在“城市化质量”上也是很差的，这集中体现为在城乡之间往返的“打工仔”一族，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却挣不够在城市本地养家糊口的工资。因此在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上，不仅对未来的指望无法乐观，就是过去的记录，也是足够让人“寒心”的。

　　对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的原因，特别是对于资源分配紧张带来社会关系紧张这个“非制度原因”，长期为主流学界所忽视。由于中国多数人口还将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那种指望通过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里去，通过农民的大量减少来促使“三农问题”自然解决的想法，实际上只是一味地消极坐等，什么事也不做。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