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工业边缘化的三重后果

　　中国工业的净产值率低下可以形象地命名为“边缘化”。中国工业边缘化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产业增加值率低；二是产业分布向加工装配的末端集中。这实际上是中国被动参加国际分工之后，在采用同样竞争规则的条件下，由于本国中小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的劣势地位，中国的产业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的结果。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从1985年的36%下降为24%。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现状相比，中国工业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8%（1993-1995年平均数字）；

　　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2%（1994-1995年平均数字）；

　　德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9%（1992-1993年平均数字）；

　　英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7%（1994-1995年平均数字）；

　　法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8%（1993-1995年平均数字）；

　　加拿大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7%（1994-1995年平均数字）；

　　韩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3%（1993-1995年平均数字）；

　　马来西亚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5%（1993-1995年平均数字）；

　　印度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0%（1993-1994年平均数字）。

　　（以上数据是笔者整理的，依据刘洪主编的《国际统计年鉴-1999》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边缘化的工业企业出现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无法顺利完成自身的积累过程并实现产业升级和扩张，二是企业缺乏足够的财政贡献能力，二元结构或者歧视政策背后是财政困境的表现；三是无法给工人在城市维持生命再生产的费用，最后的结果是出现所谓的“打工仔现象”———这些人在城市和工业机构中工作，但是无法挣到在城市养家糊口的费用，必须在农村娶妻生子，以低成本完成其生命再生产的过程。这表现出中国今天的城市化的部分“质量”是很不好的。

　　边缘化的工业，也无法有效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弱小和谈判能力不足，在中国资本短缺的现实中间，使得金融业侵蚀生产行业的利润成为可能，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金融业的膨胀成为工业边缘化的原因之一。而在商品流通环节上，一些巨型垄断企业如沃尔玛等，具有对小企业产品的定价权，低价收购是工业边缘化的决定性因素，西方的媒体多次揭露这些企业要对中国的“血汗工厂”负责。

　　1996年９月２２日《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列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９.９９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２美元。在这２美元中，中国内地仅获得３５美分的劳务费，其余６５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１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再具体一些，在美国的７.９７美元用于美国境内的运输、市场零售、广告、批发及利润，每个芭比娃娃仅广告费即达５０美分，难怪美国第三产业发达；而在剩下的２美元中，香港占了１美元的管理运输费，台湾、日本、美国及沙特阿拉伯占了６５美分的原料费，剩下的３５美分由中国内地获得了劳务费，包括厂房、劳力和电力。其中支付给打工妹的劳务费，平均一个芭比娃娃不足１０美分，远远低于平均在每个芭比娃娃上面的广告费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劳动者，都不可能有为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创造产值的利润和工资。（转引自贺雪峰：《中国农村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前景》，未刊稿）

　　边缘化使得产业资本积累过程不能顺利完成，因此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不得不依赖外来的资本投入。由于外来的资本隶属于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因此工业上的重复建设就不可避免了，这实际上是企业不能顺利完成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产业资本扩张的唯一出路。二十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短平快”投资狂潮，带来的投资浪费是极为惊人的。根据《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字计算，1985—1995年间，全国资本形成数值为104786.6亿元，占同期GNP的39.21%，考虑到新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中间的浪费和闲置，实际上有接近同期8%的GNP份额，在投资中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投资浪费占同期GNP新增加数的2/3以上。因为这个时期已经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企业的投资扩张的资金主要是从银行借贷而来，企业无法顺利实现投资回收的结果是企业失去还贷能力，最终不可能不表现为银行坏帐的相应增加。

　　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中，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汇，实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装备中国的重工业部门，提升技术水平。但是执行这个战略所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重工业部门抛开，使轻重工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断，加工业需要直接引进西方技术装备才能实现进入市场的目的，成为西方工业装备的末段装备工厂。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进行地区之间的投资利益输送，结果是外向型企业和部门自然发展，反而从全国各地吸收了大量的资源。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要把重工业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自己专注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在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中国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比重由18.2%急剧上升到47.1%。这说明在短短的十年中，中国工业装备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就是这样被奉送给国外供应商；而我们自己通过20年高积累政策建设起来的机械工业，不可避免地要普遍陷入困境。这带来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中国在工业技术装备上严重依赖进口，重工业的灵魂———装备工业垮台，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轻加工工业；（2）装备工业的垮台对中国的高素质人员就业乃至国家技术开发能力的损害无法估量；（3）存量资产的报废对工人养老保障依托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安定问题，并留下了巨额的银行坏帐。

　　中国本土装备工业的垮台过程，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来自西方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引进过程，中国最近20多年的新增产值，多数是依赖这些技术生产条件的扩张而完成的。即便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在大量使用进口“先进设备”之后，也成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自己生产的纺纱设备，万锭用工水平在300人左右，而从欧美日等国进口的先进设备是万锭用工30人左右。中国坚决实施了这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果，不仅放弃了自己的重工业和装备工业，大量进口设备反而把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了，由于进口设备的垄断价格，每单位劳动力就业需要的资本投入，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重工业的平均水平，大量装备进口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导致在GNP增加的同时，对新就业的吸纳能力却是非常有限的。

　　由于中国工业出现整体性的边缘化，企业净产值率非常低，相当一部分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有困难，因此对政府的财政贡献不足就是必然的。企业在纳税行为上，总是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降低或者减少税收负担。企业有时候使用合法的手段如避税措施、争取税收减免和出口退税等；非法的有偷税、漏税甚至是暴力抗税；灰色状态的是与官员做交易来获取减税待遇等，总的合成后果是中国财政能力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以覆盖全部的合格受益人口范围。中国各个地区的政府总是热衷于出台各种“歧视政策”，想方设法降低公共物品的受益人数，最集中地体现在各城市纷纷出台的“歧视农民工”的政策。

　　在欧美国家中间，美国的财政占GNP的比重是最低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情况是有意义的。

　　1980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3%，1985年是20%，1990年降至16%，1995年降至最低点10.7%，到2001年大致上升到16%。1900年—1930年，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致上是10%—15%；1930年—1950年，变化到25%，大致上升了10个百分点。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财政收入的比重又上升了10个百分点，到70年代末期时达到35%左右。80年代开始到现在，美国的财政制度、政策、规模、结构，基本上比较稳定，总体规模大致上在35%左右波动。（参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的文章：《我国财政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及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考虑》，来自中国网）

　　在中国，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是处于紧张状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可供分配资源不足，使得各方利益无法兼顾，而工业边缘化就是可分配资源匮乏最集中的体现。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在关注公正和规则之外，再深入考察企业和政府能够动员的可分配资源，更能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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