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代丁村田地买卖官契中，买主皆称业主，未见有闽北之把卖主称为“银主”之例⑩，但土地交易均是银两(光绪时有钱文一例)，更未发现用实物作一般等价物者。丁村田地的买主，基本上都是本村人，未见外村人购买之例，但外村购买土地者不能说没有，因为前述《丁氏家谱抄本》就有本村人购买外村土地之例。所见田契中，又有4例是由本家、本族人购买，这可能与田地出售时本家、本族人有优先购买权有关，这一点，大多契文中都有“日后如有一些违碍，卖主一面承当”可作佐证。这句话的意思包括有所售土地已征得本家族人同意之辞。一般来说，购买土地者是本村中有一定地位的乡绅地主，也有经商致富者。如嘉庆年间丁嘉铃、丁溪贤、丁溪莲，先后购买土地三起，这丁嘉论就是丁溪贤、溪莲之父，而丁溪贤为嘉庆辛酉科举人，“谒其门者，多知名士”①，丁溪莲为溪贤之弟，乾隆六十年(1795)捐职州同，丁嘉錀是监生出身，因溪莲封赠宣德郎09。这种乡绅地主有盛有衰，衰时经商致富，富时或捐职，或由其子走科举之途人仕。这种地主、商人、官僚一体，是中国乡绅地主的一个特点，也是封建制度得以延缓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述《丁氏家谱抄本》就记述了丁翰卿一家到丁比彭一代之盛衰过程。丁翰卿是明万历年间人，现存3号院就是他的财产，至今东屋大梁上可见到写有建房时间和他的名字。他的晚年是这样给四个儿子分的家：大子丁诚得东北院一所，本村地数十亩；二子丁诏分东南院一所，本村地数十亩；三子丁谦分西北老院祖宅一处，本村地数十亩；四子丁谓分书院一所，本村地数十亩。看来丁翰卿的田宅都相当可观，到四个儿子的时代，除三房丁谦因早殇无子，人丁缺少，房地仅仅守旧，并未新置，亦未出卖外，其余三房田宅都大有增加，大房丁诚除建新院外，续置地一顷多，新旧共有地二顷几十亩；二房丁诏除建新院新房外，续置地数十亩，新旧共有地一顷余；四房丁谓除建窑院、新院外，续置地二顷余，新旧共有地二顷多。到丁翰卿之孙、曾孙辈，其家族“一时之盛”，已“不特见称於汾东”。但是传到重孙丁无非辈“脉气渐弱”，到无非子丁比彭辈“非惟书香无继，竟至破业糊口者”。清雍正时，丁比彭曾出卖“村中基业一段”，以所得金作资本外出经商，获得赢利，得以重振家业。丁比彭曾自称：“虽不能效陶朱致富，而所获蝇头，聊自糊口有余，愿后之子孙各知自备”。丁村以经商致富者还有丁耀、丁先登等。丁耀经商活动地在西北地区，丁先登在山东和西北，曾捐职州同。从前列清代丁村土地买卖契约简表可知，以嘉道时人丁铭、同光时人丁耀买地最多，分别有九件和八件，每次买地数量并不大，而是一块块扒进，历经46年和35年，各置买新地31亩和45亩。这种一块一块扒进土地的手段，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乡绅地主增加资产的一个特点。
    在丁村田契中还有这样的田契，即买主不书写姓名，而以△△△代替。请看下例：
    立卖地契文约人丁折桂丁丹桂，因为不便，今将自己原分北门外椿树道西平地四段……共计平地一十四亩八分二厘六毫三系，坡地一段……计数二亩九分六厘九毫，四至分明，出入依旧，出契卖与本甲△△△名下永远为业，同中面受时值价银一千零一十两整，当日银业两交，并无短欠违碍，恐口无凭，立约存证。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立
    卖地契人  丁折桂  丁丹桂
 
    同中人  丁  竹  柏  龄  握珠
这张契约是所见丁村买卖田契交易额最大一次，但偏偏无买主姓名，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因为这张契约是一张白契，而成交额又在银千两以上，清政府规定，“契价在千两以上者，应如所请，令各州县将所填契尾粘连业户原契，按月申送知府直隶州查验”，这张契约既未纳税，又未查验，买主为防止仇人借此挟告，而故意不在契约上写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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