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支流两岸地带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频发，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压力，且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荆江河段沉降淤积抬高水位又增加对堤防的威胁；不断的泥沙淤积还迫使堤岸不断增高，致使汉水、长江部分河段成为地上河。因此，即或无灾之年，由于水悬地上，许多地方地下水位偏高，极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长，两湖平原水灾之多、之重鲜有能匹。到清代后期，该地水患已严重到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程度［①ｆ］。其结果受害最重的竟正是输出这些移民的两湖平原地区［②ｆ］！直至今天洞庭湖区及荆江沿岸地带仍饱受潴水之苦而乏解决之良策。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业相对过剩人口的出路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转移方式。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属于平面拓展耕地的最低层次，主要属内部转移，也是同一时期内中国农业的普遍和典型代表方式，这种方式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为前提，它要求耕地面积（或至少是作物播种面积）与人口成线性比例增加，当可利用耕地增加到极限程度而转移方式不变的话，人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总爆发，降低生存标准、社会剧烈动荡等情况都有可能相随而生。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则已开始突破单纯内部转移的方式向外部转移过渡，并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它并不要求耕地数量的等比例增加，但强调收入的等量增长，它仅代表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另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外部转移是建立在内部转移已成熟或完备的基础之上，因此三角洲地区农村相对过剩人口的转移方式当更具有借鉴意义。
 
　　在粗略比较了两地相对过剩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及作用后，这里附带提及一下两地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差异。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经济繁盛冠于全国，亦是天下人文渊薮，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这不但表现在纯思想、文学等方面人才之多，作品之盛，即或地主小农亦多以"耕读传家"，有一部分士绅由于不同的原因参与了农业生产并记下心得要点，以农书形式传世。在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中指明著者为江浙籍人的便有１３０部之多（全书共辑录存佚农书５４５部），其中属于反映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著名地区性农书有《沈氏农书》、《补农书》、《浦泖农咨》等（姑不论松江人徐光启所撰之集大成的煌煌巨著《农政全书》）。这些农书记载了当地较其它地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掌握了这些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其素质亦当较其它地区农民素质要高。
 
　　明清两湖地区虽曾有公安三袁、湖湘学派等领一时之风骚，但就农业文化而言，其地的农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却都无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两湖地区未曾见有发生重大影响的综合性传世农书，寥寥数部小型专业化农书亦且散失殆尽，所保存者其价值无一堪与《补农书》之类农书相比较。如果从各地农书多寡与质量高低可以判别各地当时业农者农业技术水平高低的话［①ｇ］，则两湖地区农民文化素质低于三角洲地区也是影响两湖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②ｇ］。从这项比较可否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口的多寡并非一地经济落后与否的决定条件，人口作为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滞其发展，这其中包含一个适度的问题，在适度的前提下人口素质的高低则起主要作用，相同密度但相对较高素质的人口显然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反之则否。  三、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部分移入当地市镇，一方面减轻了对有限耕地的压力，一方面也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荣，该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周围农村的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一地市镇数量的多寡往往与当地农村经济的盛衰相辉映［③ｇ］，而市镇的类型及发展规模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农村副业、手工业的特色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保证了城镇非农产业人口对农副产品如粮食、菜蔬等的需要，不足部分才输自外地；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当地市镇手工业、城市工业提供了原材料及半成品，包括供纺织印染用的棉花、棉布，供丝织用的蚕茧等，也正是因为当地城镇工业、手工业对丝、棉等原料或半成品的不断需求才保证了周围农村的农民能尽心于栽桑养蚕种棉织布等属于传统农业中副业部分的生产（实际上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副业在许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已成主业）［④ｇ］。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农村市镇按重要性依次为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及粮食业市镇［⑤ｇ］，其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相关程度不言自明。
 
　　明清两湖平原的农村市镇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功能上都无法与同一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同类市镇相比拟［①ｈ］，影响较著、稍可比拟者唯几个大中城市。按照区域市场经济理论，每个经济区都有它的中心市场，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当此类角色的大中城市较多，如苏、锡、常、杭、嘉、湖皆然，沪、宁作用更大。尤其是上海，晚近曾是远东第一大城，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该地许多新镇即由于设立新工厂、出现新行业而形成［②ｈ］。汉口是两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