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不相同了。

至于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人们，假公济私，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暗中经营高利贷。虽然他们活动的范围，都大半集中于都市，但影响所及，必然会到农村。所以金融的投机走私的勾当，和资金的外流，不断的在那里抽取农村的血液，而加速的减低了农民的生产。

四 地权集中 农民离散

辛亥革命时代，地主兼商人的，或军人兼地主的，远比不上目前的这样多。自从袁世凯死了以后，军阀割据的局面越来越明显。直到北伐以后，方才逐渐的消失。那十年中间，是军阀最猖獗的时代。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形不允许迅速的工业化，军阀们暴敛来的财富，大部分是放在土地上，拿田租当作利息。于是大军阀拥有大土地，东北数省大者数千顷。小军阀有小土地，也是数干亩数百亩。现在广东的南路，云南的迤南，江苏的江北．绥远，四川的全省，都是这样情形。

从前绅士式的地主，没有武装的能力催租逼租。后来他们的土地只能转让给新兴的地主，这些大半是军阀们。他们既有力量，强制收租，他们的田产就更加容易扩大。因此这30年来，后一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地权更加集中起来。

失地的农民，随着地主的集中而增加起来。他们因为抢租地主的田，不得不屆服于高额的田租。田租又随着苛捐什税增加。佃农因为不能应付不断增加的田租而沦为雇农。但又因为农场经营面积的狭小，被雇的人数不多。所以破产的农民，大批的离村。10年以前直鲁豫三省的农民们蜂拥到东北去的，每年达100万。自第一次欧战，直到世界经济恐慌开始，闽粤等省，破产的农民也成千成万的流亡到南洋一带去当苦力。许多没有出路无法迁移的破产者，不当土匪便投入军队。他们在军阀制度之下，渐渐失去了农民本来的面目而同化于流氓性质的游民。因此造成中国军队的雇佣性质。

这种雇佣性质的军队在抗战过程中，已都被消灭了。然而过去的30年中，他们便是军阀的工具，内战的炮灰。军阀们利用他们来刮削，或造成刮削的地盘。南北都是一样。刮削来的财富，大部分投于地价里面。于是地权的集中，更进一步的制造离村的农民。这些人便又变成后补的军阀利用品。因此军阀制度，地权集中，和雇佣式军队，打成一片而成为中国数十年间经济崩溃的最大因素。以前农村原是生产的渊薮，后来变成流氓的渊薮了。

抗战以来，因为军队性质的改换，军人爱国心的焕发，而事实上也不允许军阀制度的留恋，因此，一般人甚至称军人比文人更是爱国。目前发国难财的文人似乎多于军人。而现在拿资本投放在土地上的也是一些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投机而走私者。所以地权的集中者，又已转换性质了。

闽粤两省尚有不同的原因。这里沿海几县，及韩江上游梅县等地华侨素多的区域，抗战以后，地权更加集中。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华侨汇款不敢长久存放在银行，而必须收买土地，以变为永远的资产。华侨汇款向来是促进地价，而加速地权集中的一个因素，可是因为目前的状况，这种汇款更易转变为买田的资金。
五 劳力锐减 熟荒骤增

辛亥以后，中国屡次向外国接受大借款。而因关税的抵押，贸易上的税率和条件往往对于进口货予以特别便利，大批的洋货遂继续不断的打击手工业。这个影响，对于农村是很大的。一方面洋货压倒土货以后，农村中靠手工业来过活的，逐渐失业了。另一方面，许多靠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也不能维持生活了。农村中劳力当然因此而减少。

同时，地权虽然疾趋集中，因为地主要出租而不经营出租的田地，既零碎又分散。农场的经营过于细小，佃农或富农也不能多雇长工。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权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缩小。经营面积也很少能扩大。所以劳力的应用愈难，而被雇用的农民愈是减少。

又因田赋和苛捐什税的增加，在内战时加上兵差勒索。有些地方更横遭土匪的焚劫。耕地一批一批的成了熟荒。这在雷州半岛就很明显。熟荒增加是农业生产骤减的最清楚的一个索引。

抗战期中，因为许多地方兵役实施的不得法，不管有用或无用的，有业或无业的人民一概用兵差的旧法，使他们入伍。这对于农场上的劳力，也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农民应当免去兵役的，常常因为害怕没有保障而逃避兵役(他们中间很多从事私贩，或其他不生产的工作)，因此农民的劳力锐减。这个现象反映在雇农工资的骤增。川东各县壮丁逃避兵役的很多。雇农的工资在两年前，只是26到40元。去年(1940年)也只是40至80元。而今年却非100元以上不能雇到长工。长工的工资额并不包括饭食。所以米价的骤增对此项工资的增加倒没有多少关系。许多地方因为兵役关系而劳力减少。这是熟荒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熟荒尚且增加，当然谈不到切实的去办垦殖，因为目前很多大的垦殖公司所遇到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找不到人工的问题。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