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乡村政权是国家权力最低层的基本组织，它上受政府的监督指导，下连村民百姓的意志和负责各项具体事务的管理。正是由于乡村处在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上，受到国家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成为必然。因此，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既复杂而又漫长。要完成这个工程，必须首先要有完整、独立并能形成有效统治的国家政权，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乡村经济发展，普遍的教育进步，稳定的乡村政治建设作为前提。诚如有学者所说：从政治实践层面看，民国乡村自治之所以失败，“这既与国家的政治行为因素直接相关，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特别是封建的乡村经济和政治结构、严重变态的社会流动、极端贫苦的农民生活、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等等，都使乡村自治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24]，结果导致这些所谓自治，“不过是石上的青苔，绝对不是民众本身的自治萌芽，这些青苔，一方面点缀了自治，欺骗民众，一方面更给土豪劣绅一个新的地位，加紧地压迫民众榨取民众。”[25]国民政府的乡村自治组织也仅仅成了征兵征粮的行政工具而已。
    限于篇福，本文第二部分仅从苏维埃政权的构成和在这个政权指导下所进行的土地革命两个角度透视红色区域内的乡村变化情况，尽管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从成效上讲也远比国民政府所进行的乡村自治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冲击大得多，但至少有两个问题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首先，这个政权的战时体制形式，决定了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应付战争和争取生存环境，因而它实际上并不具备彻底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体制机能。其次，这个政权企望以简单的暴力方式和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几千年来在乡村铸就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关系，突显出川陕边苏区执政者（尤其是张国焘）对中国传统乡村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的无知和漠视。
    事实上，从本文两个部分对川陕苏区前后的对比研究（尽管还不是全部的对比），基本上可以看出，对传统乡村（尤其是边远乡村地区）的改造与建设，并非像实际运作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预设的那样简单，而必须要经历一个既十分漫长又极其艰难的实践过程才可能完成。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所留下的后遗症以及传统乡村秩序的回归，给这一地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充分说明：革命虽然可以彻底改变过去，但却不能完全决定未来的社会走向（有关此问题笔者另有文章详究）。从根本上讲，要完成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出一个理想的模式，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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