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雇工经营及其惯行

    在山东各县还普通存在小自耕农兼雇农的现象，即俗称“带地佣工”。“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佣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佣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10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佣工为‘打裹’。”（注：陈正谟前揭文，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第355页。）带地佣工的小自耕农，为地主佣工也是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交换条件，以使用雇主家的耕畜、耕具，在雇佣关系上与前述峄县一带小佃农兼做“打场拢的”颇为相近。
    长工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其雇佣契约关系的建立程序，在各县有不同的乡俗乡例，大约各县相同之处，在于雇用长工一般须有“中人”介绍，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仅需口头约定。在莱芜县，“长工、月工之雇佣，概为口头契约，每年于十月一日左右（时农事皆毕）劳动者凭‘中人’向地主说妥，愿担任那项脚差，‘作伙计’或‘二伙计’……，并言明工钱，而劳动者的行为由‘中人’担保，便算了事。契约一经成立，‘长工’便终年（一般的说）住在地主家里或园里，如有小疾病，地主可代付药费，且不扣工资，如遇大病时，‘长’工必须找代理人，或由地主代觅，但工资悉由有病的‘长工’担负。这时地主也不再代付药费。当主人对某工人不满意，或工人与主人间发生龃龉时，双方都能提出解雇，工资则按时间扣算。”（注：王毓铨：《山东莱芜农村状况》，（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第29期，1934年9月15日。）在招远县，经营地主雇佣农工也是口头约定，并经中人介绍，但约定工资后，“长工即到雇主家试工三日（如熟知者即无须试工了），试工期间无工资。试工满意，约即成立，如雇主认为不合，或长工以为活重或饮食不好，原约即可宣告无效。若约定而中途发生意见，亦可解约，视两方曲直，而断定应予长工之工资。”（注：晓梦：《山东招远农村概况》，同上，第48期，1935年1月26日。）长工与雇主的契约关系，由中人说合方得成立，这说明此种雇佣关系受民间惯行（乡俗乡例）调节。在馆陶县（今属河北），“雇工有戚谊者，论戚谊，无戚谊者，家长对雇工称名，雇工对家长或叔或伯或兄之，视年岁为定，衡无贫富阶级，亦无主仆名分，故相交以诚。”（注：刘清如主纂《馆陶县志》卷之六，礼俗志·风俗，1936年铅印本。）抛开方志作者的价值判断，可以看到该县的雇佣关系，呈现了利益与情感原则并重的运行特征。
    而一般的经营地主甚或小自耕农、经营规模稍大的佃户，在农忙季节均需雇用短工，故各县一般均有若干劳动力市场，即“短工市”。在莱芜县，“全县各重要乡镇，都有‘短工市’，清晨四时至五时间，日工劳动者麇集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待雇主购买，愿从事某项工作者，则随带某项工作所需要的农具。购买者皆为地主或中农的‘作伙计’，工资之高低亦随时而异，但总较平时贵二三倍。在交易的那一刹那间，供求律显示着很重要的作用，交易成立后，大批短工便随着‘领短工的’人，多者三四十，少者一二人不等，齐集地主的农场上去工作。”（注：王毓铨前揭文。）劳动力供求比率是影响短工雇佣关系成立及短工工资的主要因素，因之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市场取向是其主要原则。

    一般的经营地主和较大的自耕农（相当于土改时划定的富裕中农或富农成分），均拥有可以独立耕作的耕畜和大农具（如犁、耙、大车、水车等），不需要与其他农户进行劳动协作。而一般的小自耕农和佃农大都缺乏耕畜和大农具，在每年的农忙季节尤其是春耕、秋耕时候，必须数家小农户形成一定的劳动组合，如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组成二牛或三牛犋。这有着技术与生态的双重原因。由于气候因素，播种和收获一定要不误农时，如邹平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宜时”（注：《邹平县志》，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73页。），历城农谚“秋不让犋，麦不让场”（注：《历城县志》，济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7页。），正说明适时耕播、收获的重要性。又因财力限制，小农户常把购买和饲养一头耕畜的费用数家分摊，所以有时一户会拥有耕畜的一部分，俗谓“半头牛”、“一条腿”，即是所谓的帮工搭套。
    莒南县官地村的小农户间即实行这种劳动组合。官地村是一个200余户人家的村落，“本村土地多为黑土，宜种高粱而不宜种穇子（稻田杂草，稗的变种，一年生草本植物，秆粗壮，穗直立，无芒，子粒可作饲料——据《新华词典》，引者），因此牛草困难，过去富农喂养耕畜也全靠换穷人牛草。十五六亩地的中农是很少养牲口的，只有少数兼营磨坊的农户养头小驴。往日的互助关系，也是建筑在这种客观基础上。有三种互助形式最普遍，一种是普通的搭犋，一种是用牛草换牛工，一种是帮工带地。后两种形式对于缺乏畜力的贫苦农民含有相当剥削性质，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注：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地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1944年11月，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3辑，第190页。）官地村的三种劳动互助形式中，后两种类似于峄、滕、临沂三县“打场垅的“佃户”以人力换牛力”方式。对于占地较多的经营地主和富裕自耕农来说，这两种劳动互助形式带有雇工经营性质。由上亦可见，普通的“帮工搭套”劳动协作关系只是存在于官地村一部分农户之间。
    帮工搭套的劳动协作关系的形成，有其赖以产生的生态条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山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种劳动协作关系在长期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已逐步稳定化，表现在农民的行为方式上，就形成一定的习惯作法，亦即成为乡间惯行。从习惯法的角度看，小农户间的这种劳动组合方式，不象租佃、雇工契约关系那样正规，但协作农户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过，在这种协作关系开展过程中，农户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是完全对等的。在协作关系的发生机制中，经济利益驱动和家族伦理取向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胶东半岛区广饶县的辛集村，“劳动的组合，完全是感情的，他们各户之间谁多作少作都满不在乎。”如人和堂张大全和张复汉的合伙耕种，人和堂有地43.2亩，牲口少壮些，又有工具；张复汉有地34.2亩，只有一个牲口，每年他们只要耕过就算完。有同一家族的5户小自耕农，张景孔（地14.4亩，壮劳力一，驴一头）、景续（地13.57亩，壮劳力一）、景荣（地11.52亩、壮劳力一）、景彦（地11.52亩、壮劳力一）、景孟（地14.4亩，壮劳力二）共有一套农具，只有张景孔有一头驴，每年五家均合伙耕种。张兆林、武宪章、张凤桐、张兆元在一起合资开弓坊，在耕种方面也合伙，四家共有驴两头、土地58.32亩，除牲口拉弓外，也能把所有土地都耕种过来。在劳动合作方面，有张明敬与张健全合伙锄割的事例。类似的帮工搭套在该村还有许多。抗战期间，因耕畜大量减少，这种合伙耕种的劳动协作又较前有更大的发展（注：《辛集村土地经营的调查》，1944年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卷宗字号26-214-3）。辛集村“帮工搭套”中劳动协作关系的成立，家庭伦理的价值选择起了基本的导向作用。在张景孔等五户小自耕农的劳动组合中，景孔与景孟、景荣与景彦的占地数额完全相等，这决不是统计数字上的偶然巧合，极有可能是两对兄弟刚经过分家析产。又据笔者在山东农村的生活体察，这两对兄弟再加张景续可能是五服之内的从堂兄弟关系。象辛集村的这种劳动协作方式，在近代山东农村当是十分普遍的。对于农村生产关系的制度表现，不能仅仅在传统经济史的狭隘视野中，进行简单化、形式化的分析。
    以上在民间惯行述描与制度变迁分析两层面，对近代山东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可知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已不是以往那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所能完全涵盖的，也不由不使我们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教条，产生更深的怀疑。土地经营方式，既有一定的制度表现（如租佃制度、雇佣制度），又成为一定的民间惯行，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当是相对稳定的，而生产力特别是农业收益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起伏性。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