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租佃与雇工经营的结合

    租佃与雇工经营方式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在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上，近代山东的雇工与租佃经营形式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一般在村地主对所在村落附近的土地多实行雇工经营方式，雇工又分长工和短工。短工多在农忙如收割时雇用，以劳动日计算，或给粮，或给钱，雇主与短工间表现的是较为单纯的雇佣关系。雇长工，情况则复杂些。如“东阿县之长工雇主只管食住，不给工资，而抽田地出产十分之一给长工，以为工资，邱县亦有如此者。”（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第353页。）这种雇工经营方式颇类似于流行山东各县的“二八种地”的租佃经营方式。“‘二八种地’虽似租佃，却非完全之租佃形式，种子肥料概由地主担任，农工只负耕耘收获之责。田地之出产地主得八成，农工得二成。而郓城县之农工，仅负耘获之责者，则得二成，若兼负耕种之责，须得三成。此种制度亦盛行于河南，有称之为‘拉鞭地’者。”（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第356页。）这种经营方式应看作是租佃经营与雇工经营的合一。
    雇工与租佃结合程度更深的，是一种地主给长工土地使用权以代工资的经营方式，在临邑、郯城、长清、峄县、德县、金乡、平阴、恩县等地颇为流行。“此种长工，乃雇主给以田地若干亩，使其耕种收获，为其所有，以代工资。雇主有工作，雇工来服务，无工作则回家，亦有常住雇主家服务者。除给田地耕种外，尚须给房屋居住。然亦有不给房屋者。所给田地之亩数，大抵皆在壮农每年能耕亩数之百分之五十以下，间有超过百分之五十者，其在各省颇为稀少。”（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第335页。）所给使用权的地亩数额在不同的长工之间，因其劳动熟练程度不同也有差别，如“德县之此种佣工，当领袖工人者给田地五亩，非领袖工人者则给四亩”；而在利津县，则“雇主给佣工些许田地耕种，减低工资。”（注：费耕石：《雇农工资统计及其分析》，《内政统计季刊》第1期，1936年10月，第74～75页。）
    出让部分土地使用权给长工，是雇工经营与租佃经营相结合的表现形态，而流行于鲁西平原地区的“种地头”制，则是经营地主出让部分土地管理权的一种雇工经营制度。朝城县（现为莘县朝城镇）即流行这种雇佣制度。该县位于大运河、黄河交叉处，与河南省毗邻，地狭人稠，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但地权集中程度尚不严重，县内大地主很少，小地主居多，一般有3顷地就算是大地主了。因此，地主土地极少出租，而是同时雇请长工和“种地头”耕种。长工由地主供给饭食住宿，按年支付货币工资。种地头在自己家里吃饭，也不拿工资，只在秋后分取二成或三成粮食，俗谓“二八（或三七）劈粮食”。种地头一般都是本村人，同经营地主关系比较密切。他每天到地主家里带领和指挥长工劳动，计划和安排生产。但他只干地里和场院的农活，不管地主的家务杂活，而长工既干农活，也要承担家务杂活。通常一百亩左右雇一名长工和一名种地头。县城西北15里的王庄，有地主王之政占地3顷，全部采取雇工经营。本世纪30年代初，他雇了两个种地头和四个长工。种地头和长工内部分别有“大头”、“二头”、“三头”和“大鞭”、“二鞭”、“三鞭”的称谓。大头指挥一切，种地头的名称盖源于此。如果农忙时雇用短工，则由地主和种地头分别雇请和管饭付酬，但数量须对等。种地头和长工的雇期通常为一年。每到中秋节，地里收割完毕，地主请种地头和长工一起吃饭，同时决定明年是否续雇。如果地主、种地头、长工三方都满意，雇佣关系自然继续；否则，只要一方不满意雇佣关系即行终止。据当地农民讲，这种经营方式的好处是，可由种地头筹划生产，地主比单独雇工经营省心。因为种地头是按成分粮，收成好坏直接决定他的收入，又有指挥长工生产的权力，就会自觉地督促长工搞好生产，而不会联合长工以怠工方式来对付地主。这种雇工经营方式也带有租佃制的某些特征，一如前述较为流行的“二八种地”。诚如有学者归结的，这是一种地主供给全部生产资料、准佃农只出劳力的分益雇役制（或称帮工佃种制）。种地头与地主是一种以租佃关系为主兼具雇佣关系的契约关系，长工与地主间则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
    地权形态的表现形式是极其复杂的。在山东各县，有相当一部分小自耕农，除耕种自家土地外，尚有余力，即设法佃种或为地主佣工，以补原有土地生产之不足。自耕农兼佃农如土地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则尚须雇工经营。如在鲁南平原区、鲁东南山区的峄县、滕县和临沂县，有一种大佃，“佃地在百亩以上三百亩以下，耕牛至少有二、三具（硕牛二头为一具，羸的不等），大车一辆，耕具完备，并雇有‘大领’（农作时之领工者）。也有些大佃自充‘大领’，但须深通农事，农作娴熟，方够资格，否则只有年出工资雇‘大领’代疱（大领工资每年至多不过三十五元）。肥料完全自备，种籽与地主分出，不为地主服役，但遇婚丧除外。”象这样的“大佃”雇用农工，甚或即具备了经营地主的身份特征。佃种土地10亩以上20亩以下的佃农，称为“小佃”，因耕牛、农具之缺乏，需要向“大佃”或地主借使耕牛、耕具，但须以劳动力作为交换条件，俗称“以人力换牛力”。“一般一户大佃名下有四户小佃（俗称小佃为‘打场拢的’），这四户佃农，听从大佃或大佃的‘大领’指使，耕耘收获，都要完了大佃的事，方才可以来做自己的工作。……也有些小佃在自耕的地主名下充当‘打场拢的’。至于肥料、种籽，与大佃同，但地主无论何事，小佃均可任其驱使，名为‘出差’。”（注：黄鲁珍：《鲁南临峄滕三县的租佃制度》，《东方杂志》32卷4号，1935年2月，第88页。）这种“小佃”兼充“打场拢的”角色，在身份上即具有佃农与雇农合二为一的特征，不管其为“大佃”或为出租地主佣工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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