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世华北农村的村落生活与农耕结合

1．锄社、庆场、耕获以力相助

旗田巍认为，后世的村落变得日益不安和穷困化，与此相对照，曾经有过一个“村落生活安定的时代”[18]。笔者从直感上对这一说法抱有怀疑，但手中收集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却几乎都在支持旗田的立场。

这些文献资料所描绘的近世（这里指中世与近代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在中国史上从明代至清中期与之相当）华北农村的村落正象是所谓“共同社会”（Gemeinschsft）的典型：村落的成员相互间以情绪的理解和共同感受进行交往和交流，他们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温情的全人格的结合关系；同时，村民生活中那种余裕和从容不迫也为近现代农村所少见。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们接受上述旗田的假说。以下是一些关于农耕生活的粗描，从中多少可以窥出近世华北农村村落生活的风景片段。

锄社，是元代著名农学者王祯的《农书》中所介绍的农耕互助组织。在《农书》锄治篇里有以下记载：

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 [19]。 

对于《农书》锄治篇的这段记载，清水盛光的如下解说值得借用。

文中的北方村落具体系指何处地方并不明了，但据说王祯是山东东平县人，因此可以认为锄社出现的地方是山东省或者与之邻接的河北省一带乡村。这些地方的农民以十家为单位结成一个锄社，依顺序互相帮助耕作，接受援助的家庭负责饮食之招待。此外，在秋收之后，村民备上豚蹄和盂酒，相互犒劳 [20]。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村落社会的农耕结合及其有关记载可以追溯至上古时代，锄社当然不是最古老的农耕结合组织。但是以上锄社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近世发端之期有关华北农村农耕结合的较详细的记录。笔者从中得到的印象是，在600年前的华北农村，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相互结合极为发达，其组织程度和规模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近代；也似乎应该相信那是一个“村落生活安定的时代”。

从锄社的时代至清代初期历经300余年的社会变迁，华北农村的“近世的”特征没有甚大的改变。我们从清代初期的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村落生活仍保持着安定的状态，村民之间感情厚笃，各地保留着前世传习下来的农耕互助习惯。在《康熙宣化县志》里，记录了华北北部宣化县一带农村中“耕获以力相助”、“庆场”的风俗。

农家村居，情甚亲昵。有无相通，老少相爱。耕获以力相助。有上世遗风焉。

……

菽麦稻禾熟则作食馈亲友。纳稼毕，又酿酒设席待亲友之来劳者。曰庆场 [21]。  

以上数语描述了近世村落社会中村民生活的全景：在这个村落社会里，村民之间感情极为亲密；大家不分亲疏你我都相互敬爱而有礼，有不备之物必相互融通；而在耕作和收获的农忙季节，大家必倾力出来相助；这些良风美俗非一朝一代所成，而是源远流长，世代相习；一到作物收获季节各个农家便准备食物招待前来相助的亲族和友人；待粮食收入谷仓之后又备酒设宴招待那些相助者，共享丰收之喜悦；这一作法在当地俨然已约定俗成，名为庆场。这一派 “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旗田所说的“没有看青之必要的时代”相吻合、但不知有多少属于夸张的成分。那时的地方志作者的确总爱以“上世遗风”来粉饰现实，不过据此仍可以谨慎地推测：时至清初，华北的农村社会上承前世，较为安定、富足，没有发生剧烈的中断和变动；以耕种和收获时的互助为主要内容的村民农耕结合盛行于乡间。

2．合具、搭套、伴工

近世华北农村的农耕结合并不只限于锄社和庆场之类，还有其他多种形式。其中有的像锄社和庆场那样到了近代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还有很多农耕结合习惯历经演化一直延续到近代。令人遗憾的是，昔时的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村落社会的生活很少记述，这使我们很难了解近世农耕生活与近代的关联。作为一个例外，山东省北部登州府的历代府志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农耕结合的连续记录。在《顺治登州府志》中，有以下记述：

耕用牛四，谓之一具。穷民有至三、四家合一具者 [22]。

接着，在200年后问世的《光绪登州府志》里，也有“耕用牛四，谓之一具。贫者数家合一具”这样与前代府志类似的记述。这里不仅介绍了当地耕种时的役畜使用习惯，还描述了一种在贫穷农民中间使用的农耕结合方法。这说明，在400年前的登州府一带农村，农家从事耕种时一般是使用四头牛，使之组合在一起进行作业。此耕种方法应是2牛在前牵引犁、耧或耠子等翻土农具作条（有的地方叫做耠沟），1牛在后拖着“砘子”（各地称呼不一）将撒在条内的种子和粪压实，并将两旁的土填入条内，其后又1牛拉着“盖”和碌辘等农具将播种后的土地进一步摩平、压实。这种将4头牛组合在一起的耕种方法不仅达到了较高效率的连贯作业，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华北干旱气候下容易出现的土壤结块和水分蒸发，保证作物根部在土壤里扎实、发育，为古来华北旱作农业的一般农法 [23]。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不具备拥有4头牛条件的贫苦农民采取数家结合起来的办法，解决各自的役畜不足的问题。可以推定，在实际耕种作业时不会只是各家役畜的结合，还应当有农家相互间劳动力的提供或支援等人的结合。因此，这应是一个不同于锄社、且被华北农民普遍使用的农耕结合方法。只是，作为一种农耕结合的习惯，其名称尚不得而知。其二，“具”的概念在这时已经出现。当时的农民把耕种作业时最低限度必要的一组役畜称之为“具”、“一具”。此外，数家贫苦农民们将各自的役畜凑合在一起，结为一具，共同进行耕种作业的农耕结合方法被府志的编撰者称作“合一具”。近世登州府农村流行的上述这种农耕结合习惯在近代华北农村各地几乎都有发现：在山东省西部农村称之为“合具”，在河北省中部、南部称作“搭伙具”，在华北北部，例如沙井村则多称作“搭套”或“搭具”。

从其内容和称呼上的一致性来看，近代华北农村各地流行的合具、搭套等等类似的农耕习惯的本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年以前。这样，《顺治登州府志》中的片段记载也许是有关合具、搭套这一农耕结合习惯的最早记录 [24]。

《光绪登州府志》还记述了一种叫做“伴工”的农耕结合方式：

田多人少，彼此相助，曰伴工 [25]。 

根据大量地方志文献中的记载，伴工与人们所熟悉的近现代农村的换工基本相同，在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伴工作为一种农家在农耕生产时相互间交换劳动力（或曰提供劳动力支援）的农耕结合习惯，普遍流行于从华北的山东到江南的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在川陕及华中、华南等其他地区，同样流行着与伴工名称相异、但内容相同的习惯。伴工这一农耕结合习惯显露出如下一些特征：与古代的上百家、锄社时代的10家为单位的大规模农耕结合方式不同，伴工可在小范围的农家间进行，在形式上简单方便，因而成为近世乃至当代最为常见的、普遍采用的农耕结合方式。同时由于伴工的对象变得固定而明确，农家们很可能相互以对方的劳动力支援作为参加伴工的（暗默的）前提条件，一种交换的、计算的意识很容易从中产生。因此，伴工包含了许多近代农耕结合的要素。

 伴工一词至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便已出现，在浙江的一些农村甚至沿用至今，但在近代华北农村已无法寻觅，似乎被与之相类似的换工、帮工等说法取而代之 [26]。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