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 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 de 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 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 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　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李秀彬.农地利用变化假说与相关的环境效应命题[J].地球科学进展, 2008, 23(11): 1124-1129. [LIXiu-bin.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bout agricultural land use changes and the relevant propositions about environmental impacts.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8, 23 (11): 1124-1129. ][2]　杜恒波.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启示[J].农村经济, 2004, (3): 95-97. [DUHeng-bo. The enlightenment of agri-cultura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