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 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 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　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 Economics 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 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　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　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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