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1800年时5口之家人均4石米当量）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人均2石）；且从纺织中所得不比农业中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在几乎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指数只能比较趋势，不能比较某一特定时间的生产力水平。相反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甚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人均农业产出——1700年江南人均产出为1409磅小麦当量、英格兰为1260磅小麦；1800年江南为987磅小麦当量、18世纪末英格兰为1121磅小麦。单位劳动产出——1800年英国农民每天产出是0.21石小麦、江南农民是0.20米（谷？）当量。每劳动力产出——明末至清中期江南每劳动力产出增加30％，而英格兰1600—1850年增加为43％，大致接近。因此彭认为1750年两地劳动生产率的大分岔不存在，考虑到江南的高土地生产力，说江南农业在总体上占优势仍是合理的。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岔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 

杰克·戈德斯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以貌似第三者的角度提倡各种社会之间、长时段的比较，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英国并没有农业革命，但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他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水平在1800年前从各个方面衡量都比英国强：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人口人均主粮产出（6.32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4.62石小麦）；1750年长江三角洲总人口人均主粮产出（3.53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2.36石小麦当量？）。亦即1750年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比1700年英格兰高50％。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有极小部分农田弃稻植棉，绝大多数农家仍以产稻麦为主，且仅靠此即可维持高于糊口水平以上多得多的生活水准；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用了38％的务农人口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如加上交租量、第二季作物、豆油菜等消费），劳动生产率比英格兰高。此水平英国1800年才达到。他重点指出在户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下，长江三角洲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扩展双季栽培、使用牛耕、大量施用肥料（特别是饼肥）的结果。1750年时江南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这有助于支撑此期内长江三角洲迅速增长的人口。但1750年到顶点后即急剧下降（因没有新的技术改进）。工业化之前英国、中国不存在大分岔的发展途径。但他反对彭有关美洲原料与英国国内煤对英格兰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的看法，他认为是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能源作用）而不是其它（农业、可利用资源等）促进了英格兰与世界其它农业经济的分岔。 

黄宗智《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主要针对杰克·戈德斯通涉及中国方面的问题，亦即他认为有革命性变化的地方（牛耕、肥料、双季栽培）及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变化作出回应，说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英国没有农业革命而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的观点之不成立。首先，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晚明江南农业中没有用牛而清中期用牛普遍。黄认为他的这一错误主要在于依赖李伯重著作所引《天工开物》的孤例。其实宋应星讲的是太湖盆地中央桑稻农作区，土壤湿润、人口密度又高，因此牛耕不普遍；但其它地区在明清时期牛耕其实一直很普遍。他是把两种不同局部地区间一直存在的差异转化为整个地区不同时间的对立比较。其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从1600年双季栽培很少到1750年无处不在，耕作制度发生急剧变化。黄认为他在此是把明末140％的复种指数说成双季栽培“很少”，而清初170％的复种指数被说成双季栽培“无处不在”。再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增施肥料（饼肥）主要是为了补充双季栽培条件下土壤养分的损失（而不在于将已有的产量提高多少，即没有认同李伯重饼肥施用带来了肥料革命的观点），否则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收获两季会很困难。黄对此表示认同。最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发生了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剧变：明代妇女分担所有农活，而清中期性别分工明显——男人干重农活、女人纺织。黄认为他所依赖的仍是李伯重的书，但李并没有这么提。妇女实际是一直参加各种劳动的，即使是以后纺织的兴盛也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变化。在黄看来，杰克·戈德斯通所谓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的说法显然不存在，他想象中的江南农业（除了肥料部分之外）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不存在、要么误解，他对农业的理解完全不能令人相信。
(二)中西人口行为的比较

武雅士《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表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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