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过去我国曾经忽视人口因素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果吃了大亏。有权威机构估计，如果说“大跃进”或“文革”的失误可以用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得到调整和纠正的话，那么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误导所产生的后果，显然要延续到21世纪，大概整整一个世纪都难以完全消化掉。（注：见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96。）这样的评估并非危言耸听。现在谈人口问题的愈来愈多，不仅谈现实，也追究历史，一部分学者包括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人口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人口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人口问题固然重要，但人口因素也同样有一个科学定位的问题，忽视人口问题和将一切不发达问题皆归罪于人口，同样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人口根源说”是二战以后西方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以人口数量的变化为中心，来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被称为“新人口论”，以区分于过去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新人口论的代表人物是剑桥大学的波斯坦(M·M·Postan)等人。（见注①）波斯坦很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但这里的“经济基础”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指人口、物价和农业生产这些“经济事实”，其中人口因素最为重要。波斯坦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人口数量的波动为依据，以14世纪初为分界线，将12-15世纪的西欧分为两个阶段，由此形成波斯坦的经济周期说。第一阶段从12世纪到13世纪，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大，导致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是因人口膨胀而引起生产和贸易的扩张时期。不过，当人口增长过快而使土地无法承受时，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于是引发黑死病，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第二阶段从14世纪到15世纪，一方面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另一方面则由于领主之间对日趋匮乏的劳动力的争夺，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于是，带有较强的人身依附特征因而不受人们欢迎的劳役地租，逐渐以货币“折算”，以至领主最终放弃了农奴制。也就是说，“人口的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崩溃”（注：波斯坦的新人口论已写进他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中的第一章，标题是《中世纪农业社会的最佳部分：英格兰》，剑桥，1966。）。显然，不论是经济的扩张，黑死病的蔓延，还是农奴制的崩溃，波斯坦学派都将其主要归因于人口要素。
    曾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新人口论，70年代末受到布伦纳、布瓦等西方学者的广泛批评。（注：相关论文请参见R·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载英国《过去与现在》，1976年(70)，引号内的话是布伦纳概括的。布伦纳的批评文章亦见同期杂志。布瓦：《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统》，载《过去与现在》，1978(79)。）虽有波斯坦等人的一再辩解（注：相关论文请参见波斯坦和哈彻《封建社会的人口和阶级关系》，载《过去与现在》，1978(78)。L·R·拉杜里《答布伦纳教授》，《过去与现在》，1978(79)。），但仍然难以改变“人口学模式”渐受冷落的境况。不过，对于新人口学派或应用新人口学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似乎还未见到有分析力的批评，不仅如此，在某种新的形式下还有膨胀的趋势。
    “高水准均衡陷阱说”(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颇为流行的一种理论，始于英国学者艾温(M·Eleiv)1972年的论文和1973年的专著《旧中国的模式》。（注：相关论文请参见M·艾温《高水准均衡陷阱：中国传统纺织业技术发明衰落之原因》（"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见W·E·Willmot主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137～172页，斯坦福，1972，并参见［美］王业键《明清经济发展并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M·艾温《旧中国的模式》(The Paten of the Chinese Past),斯坦福，1973。）艾温从乡村纺织业入手考察中国的历史，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落后是技术的落后，而技术自14世纪处于停滞应归咎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当人口增加，而土地不能相应增加时，农田不足以维生，农民必须从事副业生产，赚取辅助性收入。这就促使农民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兴起。只要少许投资，购买简单的设备，农民便可利用家庭中的闲散劳力（包括妇女儿童），在家从事纺织，然后每天或定期送到当地市场出卖。只要出卖的价钱超过他们原料和工具的成本，他们便觉得有利可图。同时，由于在市场上有许多农户出卖纺织品，棉布商或经纪人可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所需产品，比设立工场，亲自监督工人生产更经济。结果形成市场与生产技术的分离，即商人所关心的是市场的运行，不是生产的经营与技术的改进。
    在解释中国技术停滞的基本原因后，艾温把公元600年到1800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600——1300年，1300——1600年和1600——1800年。在头两个时期，伴随人口和耕地的扩张，以及一部分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农业产量大致能跟上人口的增长。但在第三个时期，人口大幅度膨胀，而耕地开垦殆尽，传统技术达到顶峰，即使投入再多的劳力，也不会刺激农作物的总产量。这样，农业被困在一个“陷阱”(trap)里。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在当时的资源和人口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已达最高水平的平衡，以至失去潜在生产力的积累，即失去内部动力，这时候，只有西方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才能解脱困境。（见上页注⑤）
    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即人口与土地等其他资源配置处于何等比例时，农业才会进入一种“卡脖子”的状态？该理论提出一个模式，但并未给出数据。按艾温的意思，中国在18世纪时（当时人口接近4亿）即达到“卡脖子”的境地；敦伯格(R·Deruberger)认为在19世纪末，王业键认为应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而珀金斯认为到20世纪中期也未见到真正的困境。[4]实际上当时中国的人口增长并不是很快，据何炳棣、珀金斯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超过5‰，乾嘉年间最快时也不超过10‰，而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常在20～30‰。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乃是晚近30多年的事。因此，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从全国范围讲，得不出一个“陷阱”的结论。马克尧先生说，“艾温的学说是一种变相的人口论”，而且“所论不实”，该学说“仍以人口与资源关系为社会发展的杠杆，只是加上了制约技术进步这一曲折”[5]，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黄宗智(Philip·C·Huang)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关于他的著述，有一批介绍和讨论文章（注：相关论文请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中华书局，1993；《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1)；《商品化过密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学者讨论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4)；叶显恩《评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1986(6)；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2)等。），笔者也曾谈过一些意见。[6]为避免重复，这里仅述及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主要方面。黄氏关于中国农村的观点最初在他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概括为“内卷化”(involution)，后来在他的论著里又将其改译为“过密化”。“过密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及由此推及的“过密型增长”(involutionarygrowth)两个概念成为黄氏理论的核心，我们的分析主要围绕它们展开。
    “过密化”观点源于恰亚诺夫关于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理论的延伸。恰亚诺夫是俄国农村问题专家，被西方学术界认作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注：相关论文请参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三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关于恰亚诺夫理论的评价文章参见徐建青“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简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4)。）黄宗智将恰氏理论用于明清以来的小农经济研究，即人口压力使人均耕地面积缩小，在达到一定极限后，不是收入与劳动力投入同步增长，而是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这就是所谓过密化的小农经济。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和棉纺织手工业。“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的维持生计的策略”，尽管自明清以来“有五个世纪蓬勃发展的商品化”，然而，“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他认为，这种过密型的商品化以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为代价，它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即“过密型增长。”（同注①）
    首先，说“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这一估价是否过高。许多学者认为即使在江南，这种说法也是过分的。1840年左右的国内市场，总的看，农村还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衡量商品经济水平，不但要看到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多寡，还要考虑社会分工规模、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市场发育的程度等因素。即使进入市场部分，也要具体分析。许多实证性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参见侯建新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经济研究——一项关于农民家庭收支的统计分析报告》。），愈是歉收年份，市场愈活跃；越是租债逼人，农民愈需卖出产品或买进产品。这不是与“看不见的手”打交道，而是与死神打交道。这是“饥饿型”商品交换，“萎缩型”商品交换。分析现代商品经济，这些“虚假”成分须予排除。黄氏本人其实也发现中国小农经济为谋生而非谋利，指出明清江南商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的局限性，这些均与其“明清高度商品化”的结论相抵牾。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农村没有现代化，是由于农民普遍的贫穷以及在此基础上农产商品化发展之严重不足，而不是由于“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
    其次，我国人口过多，农村有剩余劳动力，但何时期能称“过密”，怎样为“过密”，似难以确定。就像艾温的“陷阱论”难以确定人口与土地等资源配置处于何等比例才会“卡脖子”一样。据统计，以每亩田投入劳动日计，我国低于日本和韩国。而且，当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农户的劳力就大量投入非农业的工副业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很难说过密不过密。退一步说，这种人口危机或人口过密化现象，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期内是可能的，但未必是一个普遍的、持续进行的过程。目前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证明中国农业近五百年的完全停滞；相反，我们看到，尽管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相对停滞，但总体讲中国农业是发展的。
    最后，我们发现，尽管黄宗智试图用三种方法（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小农经济作出综合分析，并说尤其注意兼顾人口和生产关系两方面，但他的理论模型中的深层次的因素，显然还是归结于人口压力。黄宗智和艾温一样，都不是直接谈人口问题的，艾温从乡村纺织业入手，黄宗智讨论的视野则更为宽阔，包括劳动生产率问题在内。黄氏提出了若干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见解，但他最终将人口再生产凌驾于物质再生产之上，则属可商。
    人口问题在农村的现代化过程中固然是重要因素，不过我们需要有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定位。它与土地等资源的比例，何谓适度，何谓超载和过剩，依据不同的时段和地区等条件，会有不同的答案。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需要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就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晚近30多年来人口增长显然过快，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把中国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完全归咎于人口。我国70年代后农村经济取得巨大进步，并非人口与土地资源比例变化的结果，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是人均耕地更加狭小了。另一个经常可见的简单事实是，同样的人口和土地等资源比例，往往会有较大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何况，人口无节制的过度增长，像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那样，本身就是贫穷和愚昧的表现，它会随后者的改善而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问题是派生物，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非人口决定论出发，可以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问题。首先需要指出，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饱受内战、外患的蹂躏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农村经济变化相当缓慢，可从整体上讲并非完全停滞，毫无作为。尤其是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经济作物种植和乡村工副业的一定发展，农村的经济结构有所调整，农户的相当一部分产值已在耕地以外实现。这表明了小农家庭经济顽强的生命力和相当大的适应能力。同时，我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本来可以发展的更快些，而障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人口问题。
    我们发现，社会安定程度，政府的扶植以及产权关系明晰的力度，都是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和不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作用似乎并不亚于人口因素。如果20世纪上半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对农户及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家庭农场的产出和整个农村生产力本应增长得更快。现代社会中的行业发展，都需要政府的有效扶植，农业尤其如此。要解决旱、涝以及灌溉等问题不是一家一户甚至一村一乡能完全承担的。改良和推广优良作物品种也是一样，政府都有不可替代亦不可推卸的经济职能。而国民政府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几乎没有任何作为。此外，农村的发展还与经营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关系甚密，同时也离不开国内国际市场条件、城乡关系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且笔者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包括人口因素在内，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平衡的。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政府的低效、无能是农村不发展的主要原因；50～70年代人口激增和“大锅饭”即产权缺乏必要的保护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当前的主要问题则是土地的过度碎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土地市场流通弱化，以及特定条件下城市工业接纳剩余劳动力的狭隘化等。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恕不进一步论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斯大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业经济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5]　马克尧．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J]．历史研究，1994(1)．
    [6]　侯建新．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J]．历史研究，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