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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庄治理中的民间组织——以浙江先锋村为个案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1 15:06:15   点击数:[]    

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还有赖于一定的政治环境。无疑,自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来,国家减弱了对村庄的行政控制,村庄生活具有了相当的自主空间,这种情况在个私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因为经济的总体发展,乡镇财政已不再单纯依靠对村庄的提取,且由于村庄经济资源丰富,各项政府任务都能得到较为顺利的完成,因而乡镇也毋需再对村庄进行过多的干预与控制,而更多地体现为指导与服务的职能。尽管在村庄与乡镇之间还存在一个乡镇的派出机构——办事处,但其实体性职能已基本萎缩,它所表明的是对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棘手,并无强化对村庄控制的涵义。因此,乡村之间呈现着弱乡强村型的结构(罗兴佐,2001)而这恰恰构成了村庄民间组织得以产生并参与村庄事务的政治环境。



其实,民间组织的产生也可能是得到乡镇直接支持的。村消防队的成立便足以证明。村庄消防队的成立除了得到镇政府2000元的捐款外,在6月12日的成立大会上,市消防队、镇政府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先锋村及其周围的村两委也都派了代表参加。当然,其意义远不是形式上的。尽管消防队是一种志愿组织,而且更多的是基于公益性的考虑,但能获得政府意义上的支持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所给予的不仅是对其存在合法性的认可,并且暗含着填补政府或村级组织这方面功能的需要,使消防队这一民间组织具有了相当的合法性权力。



当然,民间组织的产生并不一定要建构在政府认可的基础上,尤其在乡土社会,只要政府未明文禁止、取缔,它就有可能产生。如在江西,宗族的重建即是一个普遍现象。先锋村的蔡姓、涂姓也都修了谱,蔡姓甚至还修了宗祠,但村庄的城镇化打破了血缘与地缘的叠合,因而修谱、修祠等仪式活动并未整合宗族情感,况且明显分化了的村民均对此缺乏兴趣,他们更愿意基于其他的考虑而聚集在一起。老人协会和基督教聚会点均属此类性质。尽管在村庄政治中它们不时发挥着作用,但并没有超越政府管理和容忍的范围,因而一直相安无事。即使在老人协会替代村两委建成菜市场后,它所面临的来自政府的挑战也仅仅是这一行为的后果本身,并不关涉到组织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政府的弱管理是村庄民间组织得以产生和存在并参与村庄事务的前提。 3、村庄权势集团的谋利行为



在村庄调查中,村民们反映最多,最强烈的是村中有“老黑”、“老干部”,其实就是指以蔡存文为首的一帮人,由于他们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不时把持着村庄正式组织权力,并且对村民亦狠气十足,从而构成村庄一个特殊的权势集团。他们直接控制或暗中操纵村两委予以谋利,导致村两委主职干部频繁变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制度化权力的稳定性。



以蔡存文为首的村庄权势集团,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在任的村干部,他们成为最直接的小团体利益代言人;二是退职的部分村干部,如果在村级组织中没有代理人,他们便制造各种麻烦来逼迫村干部下台并取而代之;三是普通村民,他们为蔡等人摇旗呐喊并从中获利。



其实,村庄权势集团是在村庄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自1980年代以来,温州的经济发展启动了村庄的城镇化,先锋村凭借其良好的交通条件成为人们投资、开发的热点。正是在这一热潮中,担任着村主任的蔡存文开始营造着较广的关系网,并大肆从征地的谋利中来经营着这一关系网。尽管1989年的村庄选举使蔡存文落选,失去村主任一职,但仍在村支部中担任着副书记。1990年村支书、村主任双双辞职后,蔡存文被任命为村支书,其同党陈细根出任村主任,由此在村庄建设中大肆营利,建筑工程由其亲自承包,并以低价买下两座山开办采石场,还为其哥征地十余亩用于办养狗场。与此同时,其同伙亦分享着各种好处,大肆违章征地建房、办厂。正是由于上述大量违规行为的存在,保持既有的利益不被侵犯便成为他们相互关系的纽带,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控制村两委,即使不能控制也要操纵它,否则便搞垮。因此,在蔡存文被判刑入狱后,其同伙陈细根仍把持着村务,在蔡存文出狱后,尽管已不能再问鼎村庄正式权力,但他操纵着把另一个同党涂建新推上村支书的职位,由此村两委又被他们完全把持着。正因为如此,蔡存文才可以从村中获得水泥路和村中花园建设项目并从中谋取暴利。在换届选举中,涂、陈双双落选后,蔡存文等人又鼓动老人搬运队、煽动村民与村两委唱反调,结果逼迫村支书、村主任双双辞职。在2001年的村庄选举时,他们又企图扶持蔡林根,尽管未能得逞,但新主任刚刚上任,他们便又开始制造麻烦。可见,以蔡存文为首的权势集团的存在及其谋利行为,一方面破坏了村庄治理的制度化,减弱了村庄制度化权力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人们的不公正感和义愤,而这恰恰构成了人们参与村庄事务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并为民间组织介入村庄治理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四、结论:民间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后果



理论上说,民间组织参与村庄事务能够提升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但我们在先锋村看到的却是,由于村两委主要领导的频繁变动,村庄经常失去权力主轴,并且由于权势集团对村庄治理制度性的破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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