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变革、渴望力之美的心理要求也有一定联系。” 
    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画，如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康有为没有更多切合实际的方案，而旨在恢复“逼真”、“象形”的绘画传统，但他毕竟指出了时弊，发出了变革的呼声，提出了这一紧迫的问题。由于康有为的观点并未立即公开发表，只是存之于翌年（1918年）出版石印本的个人著作《万木草堂藏画目》中，自然不易迅速造成文化意义上的广泛影响。但鉴于他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学贯中西的声望，鉴于其著作的流传及其弟子的继承发展，其中国画变革的影响应是深远的。 
    而作为“文化意义”的广泛影响，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 上，吕澂、陈独秀以书信方式抛出的“美术革命”言论不容忽视。陈独秀本身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身先士卒的猛将，这使得他的任何举措（包括在绘画中的言行）都被赋予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涵义。更重要的是他与吕澂的文章不是收诸文集、藏诸名山、密不示人，而是发表在公开的刊物上，而且这个刊物有是赫赫有名的《新青年》。凭借《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巨大的号召力，其所发表的以中国画为主的美术革命的号召，对美术界产生了震荡，使中国画在当时整个文化视野中骤然成为焦点。   
    （二）吕澂的美术革命思想 
    吕澂（1896—1989），亦名渭，字秋逸，或作秋一，号秋子，江苏丹阳人，著名美术家吕凤子的三弟，现代著名佛学家、美学家、艺术史家。吕澂20岁时“为谋生计”，“自费到日本学习美术” ，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愤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乃翌年罢学回国，应刘海粟之邀，入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任教务长。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1918年12月15日 吕澂致函《新青年》提出“美术革命”。 
    吕澂在《美术革命》开篇即称：“记者足下贵杂志夙以改革文学为宗，时及诗歌戏曲；青年读者，感受极深，甚盛甚盛。窃谓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尤亟宜革命。且其事亦贵杂志所当提倡也。” 认为当时《新青年》已经掀起了影响广泛的文学革命，并波及到诗歌、戏曲革命，作为艺术成员的美术也不应被遗忘，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接着展开美术革命的讨论，并以当年意大利诗界首先掀起未来主义而以美术影响最大为例，认为“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荣枯也。我国今日文艺之待改革，有似当年之意。而美术之衰弊，则更有甚焉者。” 不过吕澂在文中所指的“美术”，已不同于蔡元培早年说的包括“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 的“美术”，更不同于时人所蒙昧的“一切工巧为艺术”，他将艺术和美术作了区别，认为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种具有一定形体于空间，可称为美术（Fine Art），接近于今日美术的范畴。 
    吕澂的文章着重批评现状，以绘画为例指出当时美术之弊：“自昔习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虽然“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习；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但是“俗士骛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特别批评了上海仕女广告画“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称……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设想，尤堪叹息”，任其发展将使世人丧失“美情”与“正养”，思想变为卑鄙龌龊；而“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也是“贻害青年”不浅。由此吕澂大声疾呼美术革命： 
    “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其一事也。阐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后，我国雕塑与建筑之改革，也颇可观，惜无人研究之耳）。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此又一事也。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数事尽明，则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视听一新，嗜好渐变，而后陋俗之徒不足辞，美育之效不难期矣”。 
    简言之，吕澂的美术革命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阐明美术的范围和性质特点，二是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源流，三是把握欧美当今美术的发展趋势，四是通过研究中西美术的优缺点后，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当代美术。” 应该说，作为美学家及艺术史家的吕澂，其美术革命思想是较全面、系统而富有启发性的。虽然吕澂以批评当时中国美术的种种弊端为起点，但是他的美术革命道路却是富有远见的。 
    （三）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 
    1、 陈独秀与美术有关的身世及学识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石庵，安徽安庆人，幼年丧父，随严厉的封建家长即其祖父陈旭章学四书五经，五岁时过继给无子嗣的叔父陈衍庶。而陈独秀的嗣父即陈衍庶1875年中举人后官运亨通，发家致富，不仅广置地产，而且爱好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在北京、沈阳、杭州、安庆等地开设崇古斋古玩铺等商店 ；他同时是位画家，“一生酷爱书画，自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并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为师，斋名‘四石师斋’。他书宗汉隶、画工山水。最嗜‘虞山派’，所仿‘青绿’，几近乱真，凡应所属，均临王画代作。因其善摹‘清晖’而名震皖江，造诣与同邑姜颖生比肩。” 陈独秀在嗣父同时又是养父的陈衍庶身边长大，上述陈衍庶的书画造诣及历代名迹收藏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是他深厚艺术素养的基础。 
    在美术上给陈独秀影响的还有嗣父周围的画家圈。“除后来成为山水名家和篆刻名家的萧逊（谦中）、潘勖等弟子外，陈、姜两家在晚近之时还结为秦晋。陈衍庶二侄女（陈独秀的二姐）嫁姜颖生之侄姜超甫，作为陈独秀姐夫的姜超甫同样是位有声一隅的画家。”③此外，教陈独秀读书的胞兄陈庆元也得陈衍庶亲传而善丹青。当然，他们都是继承家学，受授“王画”衣钵的。可以说，在青少年时，陈独秀生活在画家的圈子里，甚至是生活在“四王”的画风中，惯见嗣父等人染翰挥毫，又常常家中所藏历代书画，朝夕濡染，陈独秀对文人画（尤其是“四王”之画）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 
    虽然陈独秀颇有条件成为画家，但他倔牛犟顽强，富有叛逆精神的性格却使他走向了关心国事，积极参与救国的道路。早年陈独秀读经背书时以倔强的沉默对抗嗜吸鸦片的祖父的棒打，青年陈独秀受康梁维新派的影响，痛感国家贫弱以救国为志向，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而转向从事革命活动；思想日新月异的陈独秀逐渐不满封建家长包办的婚姻而与原配高晓岚（没有文化、墨守成规）的同父异母妹，曾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新颖的高君曼同居；这一切使被认为大逆不道而一意孤行的陈独秀与作为封建家长的嗣父逐渐水火不容，几近决裂，形成难以释解的“仇父情节”。此后陈独秀没有循嗣 
    父的方向操弄画笔，而是以更多的精力从事从政治到文化的革命实践，其中很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一项就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并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此外，应指出的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循嗣父的方向成为画家，但他却是“由小学而重视书法”，并且“颇有美术造诣的书家”； 虽然早年厌恶举子业，却也熟读书经，国学根底颇深，擅长诗歌、汉文字学；深厚的美术素养及其广博的学识成为其倡导“美术革命”的思想基础。而19世纪末他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英、法文，并接触西方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20世纪初赴东瀛后，对法兰西文化富有浓厚的兴趣，对他后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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