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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环境，亦即大众传播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有学者指出："媒体以在制度上与经济上独立来保证公正，这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实现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除了媒体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担当，更重要的是，要靠媒体所在社会的制度保证"，"上制度与媒体制度之间其实是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齿寒。它决定了任何媒体制度的改革都必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匹配而行"（1）我完全认同这个观点，尽管我对此文的一些具体分析有所保留。《媒体的狂欢》）
显然，传媒与传媒的权力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对于传媒的运作以及社会效果产生最重要制约的无疑是传媒所处的社会体制环境。大体而言，现代的民主政治与法制社为传媒提供的是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被操控在某一个政治力量或经济利益集团手中（尽管这样的政治与经济集团不可能很多），而是各种政治与经济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相对来说多元的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或经济利益集团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换言之，各种政治/经济 力量常常都可以利用大众传播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多元的政治格局与多元的大众传播形成紧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支撑。这也就是说，民主的政体是大众传播不至于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种社会权力集团控制的基本前提。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从反面证明了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社会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们亲身经历重大的公共性事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我们通过现场目击的方式获得信息的可能性同样也越来越小，我们的信息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媒体，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同时现代的民主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不但传媒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因而可以行使对于政府及其他权力集团的监督，同时它自己的权力也受到法律的制约，从而制约了传媒的权力化，不能为所欲为。当前中国的传媒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经常有关于新闻记者的正当权益被粗暴剥夺甚至被殴打的报道，同时也存在一些"权威"的媒体超越法律的限制而剥夺被采访者的权利的现象。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到底都起源于同样的原因：即对于传媒权利的保障与对传媒权力的制约都不是法制化的，而是处于依赖行政权力甚至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的状态。比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因经常揭露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而被群众称为"焦青天"，焦点访谈的记者所到之处各级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记者本身有如此神力，而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手中持有别的记者没有的"特别通行证"，由此不难理解没有这种"特别通行证"的记者的被冷落、刁难乃至殴打的命运了。（注释：据《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5报道：湖南湘阴县东塘镇政府违法殴打农民，乐阳电视台的记者同时也是市政协委员赵俊赶去采访的时? 蚍幢淮甯刹看直┪蘩砼勾颉４诱飧鍪录形颐强梢钥吹街泄挛糯讲棵诺牡湫偷拿耍核堑娜醋员澈笥腥顺叛俏奕ㄒ彩且蛭澈笪奕顺叛饬街衷谛灾噬弦谎模炊济挥蟹傻谋；ぃ?BR> 当然自由民主制度中的大众传播也会有它的弊端，比如信息的混乱与芜杂，泥沙俱下。但是相比之下，信息的自由传播（当然是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总比信息的垄断与独家控制也好，至少是更有利于民主政治与公共参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新闻自由与言论相伴随的这些弊端是难以克服的，假如硬要加以克服，那么势必走向另一个极端。"（贺卫方：《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即使是对于那些专门热中于炒作"名人"无聊隐私的小报，也不能因其表现得"不严肃"就将其全部取缔，以便整个社会"耳根子清净"。这是一种"只想要好处，不想要坏处的幻想"。（天涯，97、6）
问题是，中国媒介权力的这种状况依然是依附于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制度，不对这个制度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解剖这种畸形的媒介权力。比如人们常常提及的记者以违法的方法"迫使"被访者出示"罪证"。记者或媒体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权力，依然是源自权力的过分集中，实际上各级被暴光的官员或权力机构惧怕的不是法律，更不是所谓的"媒介权力"本身，而是媒介背后的那个官员或权力机构。
5、媒体与市场
在90年代以前，西方的主流传媒理论一般是依据市场自由主义的理念提倡通过市场的自由调节来保证媒体的自由、多元与公正。但是从90年代开始这种理论遭遇极大的质疑。依据赵斌的介绍，J·Keane的《媒体与民主》一书就批评了这种时常自由主义观念，提出媒体应当"既不为不民主的政府又不为不民主的市场所左右"的理想（赵斌，39）。相似地，在中国，如果说在80年代知识界主要是针对文革时期的思想文化专制来倡导新闻自由与民主监督，那么到了90年代虽然上述的批评取向不能说已经销声匿迹，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似乎是另一种声音：警惕市场与商业对于媒体的控制。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倾向于认为自由竞争与市场机制对于媒体具有负面的作用。赵斌在《依然怀念一九六八》、李宪源的《媒体控制下的美国》、以及吕新雨的《媒体的狂欢》等文章都对市场与媒体联姻表示了深切的担忧（虽然它们的分析对象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
《依然怀念一九六八》一文中列举了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墨多克等人的研究成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该项研究对于英国传媒对英国伦敦1968年10月27日的反战游行的报道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这个基本上是极为温和的、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被断章取义地片面报道为一个暴力事件，抓住个别的暴力冲突场景大加渲染从而误导了观众。由于绝大多数观众只能通过媒体的中介接触这个"事实"，所以这种误导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这也可以说是公共事件在被中介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负面结果。研究者由此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多种传播渠道应该向公民们提供多方面的关键信息，保证其政治与社会参与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传播媒体日益迈向兼并与垄断的时代，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正在受到威胁。"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传媒以这种方式进行报道呢？研究者认为情形比"阴谋理论"（即资本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为了控制大众故意歪曲报道）要复杂，"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问题出在媒体的商业化上，媒体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要，故意渲染个别的暴力场面，而不是详细介绍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各种媒体都这样进行"竞争"的时候，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导致媒体内容的繁荣与多样，反而使它变得千篇一律。（《读书》1999、9）但是话说回来，墨多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纠正媒体对于1968年事件的片面报道，全面记载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以及它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依然有赖于民主制度提供的新闻自由的土壤。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一个专制的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大国家，主流的媒体完全控制了新闻，那么对于它的歪曲报道的批评与纠正也是不可设想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对于由商业化所导致的媒体的垄断与歪曲报道的批评与纠正才是可能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作为理想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不能同于某种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如某个历史时期的美国或英国）。比如墨多克分析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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