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种被中介化的公共性的易获取性已经产生出新的机会与新的问题。就与本文相关的大众参与与民主问题而言，新的机会是指，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使得更多的个体可以经验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几乎是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从而使得自己的参与机会与民主权利得以提高；而新的问题则是，更大的可获取性与可参与性使得那些实施权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一方面更难控制人们对于信息的接触（而这种控制对于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一旦他/它们控制了传媒，那么他/它们的权力将借此而覆盖更广阔的空间、导致更可怕的传媒专制。
       至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众传播创造的这种新的公共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对于理解大众传播与民主政治或大众参与的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具有基本的意义。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与维持的新公共领域，政治领袖可以通过以前没有的方式出现在其臣民面前。如果说以前的政治领袖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媒介化的（即面对面的）或媒介化的程度非常有限，因而其范围必将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媒介的中介。这样，臣民对政治领袖的认知与评价、他的忠诚或反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由传媒来建构。显而易见的是，技巧圆熟、深谙传媒之道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自己的自我表征，通过巧妙安排他们在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的可见性（公共性）来获取乃至骗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正如汤普森指出的，"今天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已经被广泛地视作机构化政治的重要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优势，这种设计行为极大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现代的政治家不仅频频地出现在本国的观众面前，而且在世界的观众面前"登台亮相"。现代政治的中介化场所在是全球性的。这样现代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一个政治家"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几乎就不能当选"（2）
       话说回来，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大众传播出现之前，政治家能够把可见性设计行为（自己的公众形

       种全球监视类型，这种全球监视系统在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出现之前当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新的全球监视的可能性使得政治行为带有前所未有的风险。无论有多少政治家寻求精心设计并控制他们的公共形象，但这个形象仍然可能逸出他们的控制，削弱他们已经或正在寻求的支持。政治领袖可能毁于一次情绪上的偶然失控，一次即兴的失当评论，或一次思虑不周、判断不慎的行为。权力的丧失可能是在一瞬之间。在现代政坛上不乏被传媒搞下台的总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致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甚至可以说现代政治家的命运离开传媒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大众传播创造的可见性是一把双刃剑：今天的政治家必然持续地寻求操纵它，但不能彻底地控制它。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1）
       由此可见，对于政治家与公众人物而言，大众传播是具有两面性的。（2）有学者在戴安娜不幸因车祸死亡以后大众对于传媒的一致谴责与愤怒指出："将这些不同的传媒机构或不同的人放在一个范畴来加以谴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不能因为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所有的德国人就都得对希特勒的罪行负责一样"，"世界上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传媒，那样的传媒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是’传媒’这个词实体化以后的一个错觉。"（2）
       对于这种两面性，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有出色的论述，并认为它是当今文明双重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体现。哈维尔指出，一方面，传媒扩展了公共空间，以及跨国性的民主力量的生成，"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一夜之间发现有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多亏有了电视，它使我们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点儿帮助；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在数秒之内就被发生于奥克拉荷马城的大爆炸所震惊，同时明白，那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家，并知道从世界承认这个国家的那一刻开始，国际社会就在徒劳地试图按照一些从未被任何人承认为任何人的合法代表的军阀们的意愿、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国。"他认为，这是当今大众传播，或者说，那些采集新闻的记者的神奇一面。传媒之于公共空间的拓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哈维尔结合自己的经验，也指出了电视的不那么神奇甚至令人讨厌的另一面，比如，"它仅仅陶醉于世界的各种恐布事件中，或无可饶恕地使这些恐怖事件变成老生常谈，或迫使政治家首先变成电视明星。但是哪里有谁白纸黑字地写明，某个人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绩骄人？我不能不震惊于电视导演和编辑怎么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像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已；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么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像可以多么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我对此感到震惊，同时担忧它不会有什么用处。我认识一些只懂得以电视摄影机的方式来看自已的政治家。电视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电视影子。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睡觉的姿态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样象模象样。"这就必然导致政治家在媒体上"做秀"的现象，他们不是对公民负责，而是对媒体"负责。"总之，"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够以千百种方式无穷尽地丰富人类，同时也能够以毁灭来威胁人类一样，电视也可以有善恶两种结果。它快速、富于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传播理解、人性、人类团结和灵性的精神，它又可麻醉整个民族以至各大洲。（3）
　　
（1）、汤普森J·Thompson: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
（2）、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天涯》1997、6。
（3）、哈维尔的文章是笔者在网上读到的，题目的《全球化的两面》。

4、比传媒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

       鉴于大众传播的这种双刃剑的性格，许多人呼吁强化大众传播从业人员的责任，即他们的责任感与道德自律的问题。不过也有人更加关注传媒自身的体制以及传媒所处的社会体制。认为传播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固然是重要的，但更为关键的还是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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