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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甚至也不是十分清晰的。比如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早期发展就发生在由国家权威确立的法律框架中，从而具有了公共性；但反过来，国家的活动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制约。而且从19世纪晚期以来，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目的是抵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的一个结果，大量的经济与福利组织在公共领域中创立。这就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上述界分变得更加复杂。
"公共/私人"的第二个基本含义必须从上述的区分中分离出来。根据第二个含义，"公共"意味着向大众公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意味着可见的（visible）或可以观察到的（observable），是在"前台"上演的；而"私人的"则是隐蔽的，是在私下或有限的人际环境中的发生的言谈或行为。
有了以上的区分作为背景，就可以进而切入大众传播在重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使用的方式以及经过大众传媒中介化以后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与传统社会中的公共性的区别。
对于现代传媒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哈贝马斯断言公共领域在19与20世纪因传媒的发展而衰落了。这与哈贝马斯理解的真正的或理想的"公共领域"概念相关。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 ），也就是说，它是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为基础的。这个"公共领域"的概念主要是在传统公共性，即以古希腊城邦为典型的、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面对面的交流为形式的"公共生活"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后来又演变为18世纪由私人构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主要场所是市镇（town）与文学界（the world of letters）的公共领域（如各种沙龙、咖啡屋、剧场等），它们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一种理性-批判性的公共论辩（rational-critical public debate）。正如汤普森指出的，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时候，一是强调交流的面对面的性质，二是强调它的口语性。虽然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关注了印刷媒体，但是他的"真正的公共领域&qu ot;的理念依然是以口语交流为蓝本得以理论化的。在这个方面哈贝马斯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释带有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印记：巴黎与伦敦的资产阶级沙龙、俱乐部、咖啡屋，在早期欧洲的背景中，都是与古希腊聚会与市场相同的东西。就象在古希腊一样，早期欧洲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言谈（speech）中建构、在共享空间的口头争论中形成的。
显然，这样的"交往"概念与经过媒体中介而确立并维持的交往的区别是明显的，因而也与媒体所创造的公共领域类型相去甚远。带着这样的公共领域概念，哈贝马斯毫不奇
（1）J·Thompson: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see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 Polity Press ,1994。本章的讨论在很多地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展开。
（2），同上。
怪地倾向于对更加现代的传媒类型（如广播与电视）对于公共领域的冲击作出否定性的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媒体工业已经变得更加商业化，而且因为它们所创造的交流情景的类型远离哈贝马斯心目中那种发生在俱乐部或咖啡屋中的面对面的、以口语为媒介的对话性交流。哈贝马斯当然承认广播、电视等创造了新的交谈形式，如广播电视中的公开讨论（TV chat show, panel discussion）,但是他认为这种讨论形式绝对无法与建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的那种批判─理性的论争相比。
问题是如果我们依然把眼光局限于对话性的公共性，那么至少在阐释的层面上我们就无法达到对于现代世界中的公共生活新本质的令人满意的理解。在汤普森看来，与其像哈贝马斯那样以传统的公共性理念为依据指责大众传媒扼杀了公共领域，不如重新思考公共生活的变化着的本质。换言之，我们应当承认传媒的发展已经创造了新的、传统模式不能容纳的公共性类型。随着传媒的发展，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它已经变得解空间化（de-spatialized）、非对话性（non-dialogical），而且越来越与由传媒（尤其是电视）所生产并通过传媒而获得的独特的可见性（visibility）类型紧密相关。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由新的传媒形式渗透的世界中"公共性"的含义。所谓"解空间化"，是指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公共性（可见性）不再与一种"共享的公同场所"相关，因而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可称之为"被传媒中介化的"公共性或"经传媒调节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其特点是常常独立于（不借助于）他们（它们）被大量个体直接观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不必直接参与观察（不? 谙殖。┚涂梢酝ü降谋ǖ蓝斡胝庵止残浴９残砸丫涞迷嚼丛接胗纱笾诖サ募际趺浇榇丛斓男碌目杉裕ü残裕├嘈拖喙亍５缡佑肫渌浇榇丛炝艘恢中碌墓擦煊虻睦嘈停负跏敲挥锌占湎薅鹊模膊槐厝坏匚涤诙曰靶越惶福丫芄槐晃尴薅嗟摹⒖赡苁谴τ谒饺嘶募彝タ占渲械母鎏逅哟ァ?BR> 总之，在汤普森看来，大众传播的发展与其说是标志着公共生活的死亡，不如说是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哈贝马斯的理论的缺陷就是不能解释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以什么方式改变了公共性的本质，他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上是空间性、对话性的公共性观念之上的。
以这种方式，大众传播的发展促进了具有自己特点与结果的两种类型的事件的出现，即经过媒介转换或参与的公共事件与私人事件。所谓"经过媒介转换的公共事件"，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的背景中（如发生在国会或法庭中），但是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而获得了新的情形：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如果没有大众传播，那么目击或了解此类事件的人就非常有限；相似地，所谓"被媒介转化的私人事件"则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后面的一种情况最常见地发生在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各类明星身上。他们既深受其益（想想中国的明星们是如何炒作自己的私生活以提高知名度），也深受其害（想想戴安娜的悲剧）。当然，受其益与受其害原本是一体两面的。正如有学者就戴安娜事件指出的："名人与名人周围的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利用传媒，甚至包括不幸的戴安娜本人。……在一定意义上，她在观众面前的那个’人民的王妃’的形象就是她与传媒的合谋"。但是"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会发生流变的关系。当你利用了传媒，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可能不被传媒所利用；当你通过传媒说话，传媒也在通过你声称（生成？）自己的影响……尽管玩火者并不必定都自焚，然而灼伤却难以避免。对于那些准备利用传媒的人，那些急于出名，急于包装自己、出售自己形象的人，这一点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启示。"（1）另外一位作者这样写道：
（1）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天涯》，1997年第6期。
"许多情况下，公众人物与大众传媒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点用不着遮遮掩掩。传媒对公众人物的需求永难满足，而公众人物对传媒往往又爱又恨，二者既相互依恋，又冤家路窄，仿佛一对在打打闹闹中厮守终生的夫妻，很难说谁对不起谁。"（1）3、 政治家与传媒 可见，公共性经验与共享空间的分离，或公共性与共在语境（the context of co-presence）的分离，必然导致公共性本质的转化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体参与公共性的方式的转化。正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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