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形式》中，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尤其是该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专门进行评论。他认为麦氏的技术决定论是由形式主义的发展与精制化而来的很复杂的技术决定论，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威廉斯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具体而言，威廉斯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下几点： ● 威廉斯认为，在麦氏理论对媒介的描述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影踪：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之特征同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社会意图之间的相互关联。由于麦克卢汉一味只谈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导致的结果，却丝毫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哪些社会因素导致媒介技术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媒介史和文明史，因此，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整个理论极其缺乏历史感和社会意识。他指出，麦氏的著作虽然关注不同媒介的特殊性，但却没有把媒介视为实际运作，而是根据其主观意愿武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将它们归类。如此一来，麦氏的理论不但隐去了各种特定的意向，而且也隐去了各种一般的意向，把媒介的本质仅说成是心理上的调适，说成产生于概括化的人体器官同普通的自然环境（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产生。威廉斯认为，麦氏居然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牵强附会地设想出一系列社会阶段的形象，预言人类社会将经由“电子传媒时代”重新回归部落化生活，整个社会将紧缩为“地球村”，这是荒唐的。 ● 威廉斯尖锐地指出，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理论是一种有关社会文化的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显然对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发展状况毫无批判态度。他提出，麦氏的理论既然把媒介（技术）本身说成是原因，那么，所有的其他原因，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现象的事物，在这种理论中就都化成了效果。而在别处被视为效果，因而必然接受社会、文化与道德要求的批判的事物，在麦氏的理论中却被排斥在外，视为毫不相关，因为在这一理论中，相比之下，媒介所带来的生理的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的效果，更为直接。 ● 威廉斯指出：麦氏在阐述讯息瞬时传递这一技术上的可能性时，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一“物理上的事实”（physical fact），将之说成是“社会的事实”而毫不思考、注意这些讯息的传递，“既是由现有的社会权力当局所筛选的，也是由他们所控制的”。威廉斯文笔犀利地评析说，麦克卢汉将控制问题一概抽象成对于特定的媒介的分配与搭挡，以便造成特定的心理效果；麦氏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现存制度的“媒介人”的欢迎，决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按这一理论来推论，则传媒由谁来控制或使用以及控制者试图插入什么内容，似乎都对传媒效果无关紧要，人们似乎尽可忘却平时的政治与文化上的辩论，而让技术自行运作。⑿ 威廉斯在指陈麦氏媒介理论的缺陷之后，提出麦氏的理论无法令人信服，除非人们在真实的时空意义上抹煞了历史，但是，对历史的抹煞从本质上而言即是抹煞当代社会。威廉斯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这些批评，确定深刻表达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而且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佐证材料丰富。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对麦氏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中，影响深远。而且，即便是非常推崇麦氏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学者，也对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的批评，高度重视。例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的作者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教授，他是颇为称许麦氏理论的，他在文章中称，“数字化传播的激增已证实他（指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和传媒环境的预言式的论述。我们对于麦克卢汉的兴趣在持续是因为他同时做了几件任何别的人都弄不清如何去做的事”。⒀但是，他还是承认，威廉斯说麦克卢汉无视控制与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要点简化为声称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⒁ III. 对有关问题之我见 但是，以往学术界对于麦氏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的倾向的批评，虽说的确切中要害，却也未必毫无偏颇，未必丝毫不受文人对科技理性的抵制情绪和（因不熟悉技术而产生的）对技术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去年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的麦克卢汉研讨会上，就有位学者在分析传播学界不愿教授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原因中，提到人们的反技术的偏见以及人们对决定论的恐惧。⒂就威廉斯的著述中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批评而言，也有一定的疏漏，那就是：未能肯定麦克卢汉以科技作为动因解释社会变迁的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未能肯定麦氏的理论在启发人们对于（作为当代科技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技术的重要作用的思考方面之贡献。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当笔者对照传媒实践的最新发展，对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历史进程这一范围广泛的课题，试图重新进行新形势下的再认识时，笔者发现：麦克卢汉在解释社会变迁中以科技作为变化的原因，其思路中包含着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成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一些原理，含义深刻，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特点，而且在因特网的崛起正在挑战传统的传媒及传播学理论的今天，倍显出其启迪意义。 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越来越清楚地印证马克思所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⒃和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其特征即以知识、信息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资源。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智能性因素正日益明显地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性基本要素中。有关数据表明，科技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大幅度提高：在本世纪初，这一比重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中也仅为5%—10%，而现在，这一比重在发达国家已高达60%—80%，在有些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甚至高达95%以上。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导之信息传播新技术，不但在传媒文化/讯息生产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新产业的开辟，信息产业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国民经济的转型中，都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理论的最终检验应来自实践。以人类社会当前的生产实践、传播实践来验证，把媒介技术描述成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因素，这在思路上、原则上而言并无不当。科技原因说并非一概不能成立，而是不能被引向机械的、排斥其他原因的极端，把科技当作游离于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之外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中恐不无疏漏。 笔者认为，学术界不必闻科技为动因即色变，惟恐一承认科技为动因即会陷入唯技术决定论。关键在于：要辩证地看待科技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系，认识其互动性；对于因果关系，要有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因和结果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的。另外，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因果关联也具有复杂性，并非总是一因造成一果，而是存在着多因多果、复合因果、同因异果、同果异因等情况。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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