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发展最快的极少数部门之一 [12]。 版权产业有二类：核心版权业和整体版权业。文化与传媒业主要包括在核心版权业内。所谓核心版权业，是指创作有版权作品为主的行业，主要有电影、唱片、音乐出版业、图书、杂志、报刊、计算机软件、演剧、广告、广播电视等；整体版权业则包含核心版权业，并加上其它产业的一部分，这些产业或是创作与发行带版权的作品，或是依赖这些作品而生存，诸如零售业（视频产品、音频产品、软件、图书销售等）、玩具与玩具制造、计算机制造业等。核心版权业构成整个版权业的主体，约为三分之二。 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业占美国GDP的5.24%，达5351亿美元，2002年6%，6266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了1665亿美元。1977年至2002年，美国核心版权业平均增长率为7%，而美国其它经济行业为3%。其中电影业增幅更为惊人，1985年至1990年间年均近20%，90年代在6%至7%间。 2001年，美国整体版权业占美国GDP的7.75%，达7912亿美元，2002年12%，12500亿美元。 2002年，美国核心版权业雇员548万，占美国就业总人口的4%，1997年至2001年间，其年均增长3.19%，超过美国就业总人口年增幅（1.39%）的二倍多。同年，美国整体版权业雇员1147万，占美国就业总人口的8.41%，其接近于美国整个制造业（共21类）就业总人口（1450万）。 1996年，美国核心版权业出口额601.8亿美元，居各经济行业之首，超过汽车及配件、农产品、航天业、计算机业等；2002年，892.6亿美元，仍处在其它主要经济行业的前列。 2005年，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另一份文件《版权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初步调查》，综述了国际经济学家、学者和世界性、区域性、民族国家、地区性组织的相关研究文献，描述世界许多地方版权业发展状况、重要性以及对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 [13]，所涉及的国家包括北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南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黎巴嫩以及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一些南美洲国家。其在经济方面的基本结论之一是：版权经济贸易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关键发动机，有利于缩短相差悬殊的经济体间的经济差距，保护版权有助于显著增加版权业对各国GDP的贡献。 数据表明：上述许多国家版权业发展情况类似于美国，在占GDP和就业率比重方面，一般为3-6%左右。 例如，欧盟版权业2000年占GDP的3.99%和总就业人口的2.02%；加拿大版权业2000年414亿美元，占GDP的7.4%，2002年，对GDP的贡献据众经济部门的第三位，1992年至2000年间，其版权产值增加率二倍于其余经济部分；日本1998年核心版权业约2350亿美元，占GDP2.3%，1994年至1998年间年均增长率为5.9%；澳大利亚版权业1999年102亿美元，占GDP的3.3%，1996年至2000年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年均5.9%，2000年占总就业人口3.8%；新西兰版权业2001年二项指标分别是3.1%（15亿美元）和3.6%，1997年开始变为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新加坡2000年版权业二项指标分别是3.2%（50亿美元）和3.9%；墨西哥1998年二项指标分别是6.7%和3.66%，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情况相似。 毫无疑问，版权业，尤其是核心版权业，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时尚文化、文化与传媒业最重要的主体与关键之一，其庞大而又快速发展的技术构成、经济规模、经营方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是当代国际文化与传媒业向贸易主导范式转型的决定因素之一。它不仅是当代文化与传媒业发展范式转型的基础，也是其最大的标志。 二、盗版：当代国际文化与传媒业体制转型危机 从根本上讲，范式转型就是基本体制的历史性转型。那么，当代国际文化与传媒业体制历史性转型的突出特征又是什么呢？物质经济与技术当然是其基本结构，但法律、政府、意识形态等亦然，有时更甚，尤其是体制转型期。20世纪80年代初，在研究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时，诺思教授就非常成熟地论述了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关键意义 [14]。 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在当代新媒体科技的巨大冲击下，全部庞大的版权业，尤其是核心版权业，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结构（法律的、行政的等）与价值理念（意识形态、日常信念、常识等）正处在解体的状况。自《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缔结后建立起来的现代版权体系，至20世纪90年代，无论在现实制度安排上，还是价值理念与理论形态方面，都已经非常不能适应当代版权保护需要。盗版的普及化与突飞猛进，一方面显示出现代版权保护体制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威胁到当代版权业的存亡，而这直接就是当代文化与传媒业的兴衰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社会的整体性灾难。版权业的危机正是当代国际文化与传媒业体制转型危机的枢纽，其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国际文化与传媒业新体制的建立及如何建立的问题。 这一危机的实质是对版权控制权的激烈争夺。由于当代版权经济，尤其是以文化传媒为主体的核心版权业，是一种新经济形态----符号经济 [15]，在多重全球化语境（全球数字化、跨国公司、多媒体与互联网整合、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跨国时尚化等等）中，其物化形态高度信息化，产能大量过剩，成本下降疾速，竞争炽热化，具有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快速变异而又全球流行，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去中心化倾向，盗版技术层出不穷，盗版设备随手可得，盗版方法形形色色，盗版变得异常容易，传统官僚化与垂直统治的管制形态由此遭遇有力挑战，因此，在以伯尔尼公约等现代版权保护为基础的体制下，对版权的控制就变得异常困难。 盗版瓦解着版权业，也严重侵蚀财产观念。随着社会生活数字技术化，个人与团体愈来愈普遍加入和习惯于盗版，传媒新技术与庞大的版权业为人们进行盗版客观上提供了日益方便而又无限广阔的驰骋天地，而当代社会信息化、休闲化、娱乐化等又从文化需求及其实现方式上推动盗版浪潮。这使得当代国际文化与传媒业既兴旺，又危机重重。 席卷全球的盗版浪潮已经成为时代危机。王淑真教授认为：“盗版如果不是版权业唯一的主要威胁的话，也应该是版权业的一个重大威胁。” [16]巴罗教授以为：“滥用版权与专利，这成了20世纪90年的噩梦。” [17]詹姆斯·博伊尔教授估计：“对版权的侵犯”将取代国家独立运动，并且成为发达国家下一个五十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18]。盗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盗版是现时代的基本危机之一，是国际文化与传媒业一个关键性主题，其不仅严重打击文化与传媒业的物化形态，而且揭示出现代版权体制理念、制度安排、执行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弊端。 事实非常触目惊心。 首先，盗版潜力浩大。互联网爆炸式地普及，这使得网上盗版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除此之外，各种可能用于盗版的工具与器械发展迅速，产量超大，其中最突出的是光碟的生产能力。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对77个国家与地区的调查数据表明：2004年，全球共有成品光碟生产厂973家，生产线4405条，生产能力近160亿张，而既生产成品光碟，又生产空白光碟的工厂超过1100家，生产线7800条，生产能力278亿盘张；2003年，全球成品光碟约95亿张，2004年比2003年增加66% [19]。 其次，盗版蔓延全球，数量大，发展快。 据国际唱片业同盟不完全统计：1982年，盗版唱片市场占有率，北美11%，拉丁美洲21%，非洲30%，亚洲66%；2000年，全球音像制品盗版18亿张/盘，占有率36%；2001年，全球仅盗版CD就高达9亿5千万张，估计全球盗版录音制品价值43亿美元；2004年，全球CD三分之一为盗版，约12亿张，价值46亿美元。 《2002年第七期全球软件盗版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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