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有一家下属单位从事视听节目网络传播业务。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下属及控股、参股的企事业单位（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只可有一家单位从事视听节目网络传播业务。[10] 但是，这种由电视广播影视行业垄断广播影视节目的状况必然会因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社会需要而被打破，特别是境外的网络视频节目更是难以控制，信息业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商必然会介入到视频音频节目服务方面。不久以后，以宽带网络为内容平台的网络，将通过政策性允许而介入原本属于传统广电集团的业务。信息产业肯定会与广播影视行业竞争。广播影视行业也必然要主动与信息业合作，利用自己的内容资源获得增值效益。开展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宽频电视、数字电视图书馆内容增值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电视行业垄断也可能因为付费电视的出现，逐渐向社会开放。 结语：2004试点年 无论是观念的变化或是体制的转型，无论是市场化竞争的出现或是新的电视业务模式的扩展，应该说，中国电视的改革工程已经启动，而奔向的目标就是建构以行业开放为突破口，以市场竞争为手段，以公益事业与经营产业分离为策略，以舆论导向为保证、以内容业为核心的中国电视新格局。在保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公平开放——充分竞争——市场整合”的改革道路，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广播影视节目内容生产中心、最繁荣的广播影视市场、最活跃的广播影视资源交易中心、最有活力的广播影视产业环境。这四个目标，应该是中国电视改革的重要动力。 改革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三个关键词：开放、竞争、整合。而且这三个词是应该顺序性改革的。没有开放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行政性的集团化仍然不能像市场化的集团化那样解放或者增加生产力。而从国外传媒发展特别是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等等国际传媒集团的经验来看，整合的基础应该是内容产业而不是播出行业，这样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以内容产业为核心的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中国电视业。 应该说，政府对于广播电视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张海涛曾经清楚地表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开放、竞争、融合，要求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要求引入竞争、打破垄断，要求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效率，提高核心竞争力”，电视行业也不例外。[11] 过去，广播影视行业长期以来垄断运作，特别是由于作为播出市场的媒体集中了包括政策和播出终端在内的绝大多数优势资源，用绝对垄断代替了市场，带来产业利益的严重失衡以及节目制作方风险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广播影视业的效益低下、创新动力匮乏、竞争不充分，节目内容和服务水平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因此，改革必须在把好产品、市场主体、资本准入三个关口，保证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12]扩大行业准入开放，即便是有限的或者有条件的分步骤的开放。在“凡是能放开的都要逐步放开”的指导思想下，[13] 中国电视将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政府也会制定和完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纲要和规划，推出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和利税优惠政策、修订制作产业的市场准入政策、跨地区经营的政策、广播影视产业“走出去”经营的政策，鼓励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广播影视的政策等等，建立和实现从上到下、关系密切、运行有序、监管有力的政府监管体系 [14]。在开放过程中，广播影视服务业、制作业、发行业应该首先逐步向行业外、境外、国外资金和企业开放，通过开放促进竞争。即便是由政府严格控制的媒体，也可以在保证舆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频道竞争、实行更彻底的制播分离、推行公司化企业化管理，形成多元投资、多体制生产、多样化运营的竞争态势，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电视产业格局，逐渐改变由电视播出终端垄断的电视行业局面；形成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跨级别的大电视产业和市场；最后整合为以内容产业为核心、播出平台为基础、多种产品生产和消费服务为产业的电视行业的行业格局。 当然，这种新格局的建立并不容易。正如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所说，中国的广播影视业改革将面临五大障碍：1、观念性障碍；2、体制性障碍；3、政策性障碍；4、利益性障碍；5、区域性障碍。正是由于这些障碍，使我们的广电改革政策在目标、策略、运行方式等方面仍然还缺乏明确性和稳定性，行业开放程度依然严重不足，改革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也难以预测，特别是原来垄断机构和行业对改革成本的抵抗，都使电视改革必然会成为中国各行各业中改革难度最大的行业。 2004年，中国电视的改革应该说进入了更加向纵深发展的一年。电视的功能性质、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技术手段和消费观念都会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将2004年确定为数字发展年和产业发展年 [15]，其实，还可以说，2004年将是中国电视改革的试点年。最近，在中央的部署下，中国电视业正在进行以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为重点的试点，正是这种试点的氛围，为中国电视的深刻转型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授权试点的地区和机构，或者是自发试点的地区和机构，都可能为中国电视改革提供具有深远价值的经验或者教训个案，这些个案都是为最终形成具有活力的广播影视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市场运作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提供历史阶梯。 注释： [1] 徐光春《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24日）。 [2] 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3] 朱虹（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秘书长）《内地广播影视业发展状况与政策——在香港国际影视展和政策法规研讨会上的讲话》，《电视研究》2003年11期。 [4] 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5] 徐光春《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24日）。 [6] 胡占凡《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开创广播影视管理工作新局面——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7] 参见本报记者 孙冬梅《着重数字和产业发展的广电2004——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亮剖析》，《中国广播影视报》2003年12月30日。 [8] 参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 [9]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2003年11月14日）。 [10]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15号《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2003年1月7日） [11]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全面推进广播影视的数字化、网络化——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在2003CCBN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国广播影视报》2003年3月21日。 [12] 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13] 本报记者 孙冬梅《着重数字和产业发展的广电2004——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亮剖析》，《中国广播影视报》2003年12月30日。 [14] 徐光春《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24日）。 [15] 参见2003年12月22日-24日“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的相关报道。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