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合和文化碰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映，以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述形式：(1)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2)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3)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22] “实验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出现，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的本体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学的描述(即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故事”的讲述?实验民族志作者和评论者认为，不仅民族志的描述的对象受制度的制约，民族志的写作本身也受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用实验民族志的提倡者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话说：“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如下六个方面的决定：(1)从场合上讲，民族志是社会场景的产物并创造社会意义；(2)从修辞角度看，民族志使用表述的惯例并为表述的惯例所利用；(3)从文体发生学看，民族志一般与小说和旅行记有差异；(4)从政治上讲，(民族志作者的)表述文化事实的权威是不平等分配的，而且不时受到反驳；(5)从历史的角度看，上述的惯例和制约因素是不断变化的。”[23] 克利福德认为，由于民族志的创作受上述惯例的影响，因此它只是一种“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或甚至是一种民族志故事(ethnographic fictions)。可以认为，实验民族志的产生的基础就是对民族志的“部分真理”的认识。实验民族志作者因为看到民族志受社会氛围的制约颇深，所以主张人类学者在进行社会—文化描述中主动地反映社会氛围，并主动地利用民族志表现人类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和对文本艺术和诗学的讲究。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者到远方去实施田野作业，为的是在那里寻找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理解，而实验民族志作家却偏重视从远方文化中寻求本文化所缺少的文化形式；前者把非西方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elementary forms)加以研究，而后者则把它们当成西方文化的替代形态加以尊重；前者是一种分析(analysis)，而后者重在“文化展示”(cultural display)。因此，有人在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把前者当成追求“科学”的人类学，把后者看成追求“艺术”的人类学。 [24] 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这一研究方法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十分困扰的人类学者的问题，[25] 那就是： 其一，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和真相？研究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种专业素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备的，而且研究者如何去除偏见和预设，摒除前概念、事先了解，以客观来解释主观的经验和感受，都有待继续研究。 其二，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作什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体系？民族志重在观察自然的情境，浸润其中，忙于描述和分类，捕捉情境的立即性和瞬间性，容易忽视过去和未来的因素，而且偏于“小宇宙世界”的分析，昧于研究结果的脉络，陷于非历史和非结构的弊端。民族志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研究者集观察者、访谈者、记录者、分析者的角色于一身，个人就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也大部分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阻碍了理论的建立。 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26] 注释： [1] Ethnography国内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民族志学”、“民族志方法”、“田野志”、“人种志方法论”或者“民俗学方法论”。 [2] 陈向明著：《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33页。 [3] Wolcott, F.（1997）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R.M. Jaeger（Ed）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DC：AERA pp.328. [4] Wolcott, F.（1997）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R.M. Jaeger（Ed）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DC：AERA pp.328. [5] H.Rivers, “Report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ur side America”,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Needs of the Science of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1913) P6. [6] 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5-139页。 [7] Bronislo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1967) pp.158-159. [8] [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9] [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0] 转引自[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28页。 [11] 参见[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之引论部分。 [12] http://rec.htps.tp.edu.tw/edumaker/3%AA%C0%B7/91.03.20%ABU%A5%C1%BBx1.doc 王碧晖文：俗民志研究。 [13] [澳]Graeme Turner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14] 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指出，当时已存在的诸如“民族志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及“社会语言学”（socioliguistics）等名称已经无法表达这一新领域的全部内涵，于是提出了“传播民族志学”这一新名称。 [15] 转引自常燕荣、蔡骐论文：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第2期。 [16]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7] 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18] 转引自[英]戴维·莫利著：《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19] 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p. 111 [20] [美]柯克·约翰逊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1] 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2.11: 25-69, 第30-7页。转引自王铭铭：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2-133页。 [22] 参见乔治·E·马尔库思，米开尔·M·J·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5章。 [23] James Clifford,“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eds., Writing Culture, California, 1986, p.6. [24] 参见:Robert Aunger,“On ethnography: Storytelling or science”,Current Anthropology,Vol.36,No.1,1995。 [25] 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8页。 [26] 乔治·E·马尔库思，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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