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往往得花上一年甚至是数载的时间，追踪一个选定的观察群体，同他们一起生活。例如，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讨论节目内容，讨论他们看电视的方式，以及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等等。研究者将以尽可以在不干扰甚至尽可以不让对方觉察的情况下，记录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这些采访的记录副本是以后进行分析的原始数据，并往往在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会附带摘录。 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和莫利(David Morley)在1978年在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19] 1975年至1979年，莫利完成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受众对电视讯息特定的诠释和其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依据霍尔的观点，莫利通过“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试图证明：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讯息和观众的社会结构。 莫利把研究分成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为了勾画出主导性阅读的“首选”意义是如何受提供者所使用的编码、习俗以及节目中的声音、图像的影响，在夏洛特·布伦斯登的协助下，他根据霍尔的编译模型，对抽样的文本进行了分析。 第二，一旦确定了喜欢阅读的文本，他就向被试验者播放这些录像带，并让他们对观看的节目进行讨论，这两个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证实阅读的变化有它的社会基础。 通过研究，莫利发现，多数电视观众对“举国上下”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的假设，即阶级立场决定解读。比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院校学生组，其解码处于“支配立场”和“协商立场”之间，而店员组则为“对立立场”。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模式解释，例如黑人继续教育群体和工会管事都使用了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认为“举国上下”节目对工人阶级持有偏见。黑人学生非常内向，认为节目与他们关心的事情不相干；而工会管事则积极地评论，以工人阶级激进的眼光看待该节目。同样，在那些采取支配性方式的观众中，也有很大差异。如中产阶级的银行经理组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他们的解码立场都处于“支配立场”，这种完全一致性的解码立场出人意料之外。莫利对此的解释是：受众的解码立场虽然由社会和阶级背景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截了当的。莫利认为银行经理组之所以采用“支配立场”来解读是与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正好和“举国上下”电视话语的保守立场不谋而合；而学徒组也采用了“支配立场”进行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毫无批判、全盘接受的“民粹主义”思维的支配。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约翰逊在印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一个离那个小镇较近，另一个相对遥远）,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和本主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他深入地洞察乡村的生活。他的研究探讨的是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它探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影响。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由于重视的是真实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和资料，村庄是在它们与电视的正在演变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语境下加以描述的。[20] 1982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尔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什曼(Dick 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plot)、观点(point of view)、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内容(content)和风格(style)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的民族志,具有如下九个方面的特点: 1.叙述结构。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民族志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为求客观，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了某事”，而是说“某人作了某事”。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到在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3.被研究者的共性。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只有集体的特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这一做法旨在彰显科学性和现实性，但也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度。 4.田野作业经验的构成。为求研究成果权威性，现实主义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等或这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等，他们大部分还喜欢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表现他们“去过调查地点”。不过，由于他们偏向把他们的作品看成“科学论述”，因此在书中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所占的篇幅极少。 5.日常生活情景。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他们常花很大篇幅去描写某个事件。这种做法间接地表现人类学者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是人类学者把自己的概念贯穿到描述中的途径。 6.当地人的观念的表述。写游记的作家在描述文化的时候，会较直接地把自己的观感写出来。相比之下，人类学者不愿意说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某看法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想法。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此做法的表现是主张当地人的观念即为功能的观念的看法。后来,弗思(Raymon Firth)十分强调“让当地人讲话”。到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当地人的观点”成为他的思维结构论的一部分。 7.具体素材的推知法。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8.术语的润饰。在处理学术术语与描述的关系时，传统民族志作者用一些特别的术语来表现他们是“专家”以及与一般的作家的差异，同时又试图避免采用太多术语而使他们的描述显得不现实。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术语和描述之间找寻平衡点，但有时常常力不从心。 9.被研究者的概念和言论的注解。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在文本中对被研究者用的概念加以注释，以体现自己的作品的“现实性”，但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21] 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正如马尔库思和库什曼所言，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换言之，民族志实验不仅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白”，而且更重要的是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