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自由度的提升，加剧了传播业的竞争。新闻传播的时间差已趋向于零，受众的现场目击感的满足欲望反过来又刺激传播业走上对更快、更奇的追逐。另一方面，受众被媒介分化，对报道的广度、深度和敏感度的要求也大大提高。未来的新闻记者、主持人、节目策划和监制、编导、创意人员都需具备某一领域或再加上若干相邻领域的系统知识。在英美日等国的传播专业教育领域中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课目系列可分为技术型、理论型、管理型三大类别。技术型课目集中于现代传播媒介工具的应用和视听设计。视觉传播、媒介审美学、影像传播、电脑设计、各种媒介的操作与管理，电子传播方式（如网络设计技术、多媒体创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研究、数码化节目制作、创造性思维占到突出的比重，从而表现出传播教育对信息社会的积极适应；在理论型课目方面，突出发展了技术社会学、媒体社会学、文本分析方法、政府信息政策、政治与电子传播系统、信息传播时代对制度和个体的影响、跨文化传播、20世纪的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与传播说服宣传的关系、人类传播理论、传播哲学、性别与媒介、儿童与传播、传播与心理过程、传播与健康、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大众传播、传播伦理对话、媒介法、传播与法律、媒介伦理与责任、比较传播政策、传播研究法等；在管理运作型课目中，发展了平面艺术管理、电子设备管理、信息与传播管理、媒介生产管理、多媒体项目管理、系列传播活动、组织领导与决策、媒介经营策略、媒介经济学、传播的结构与控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播教育适应信息化趋势的积极姿态，同时对社会进程中传播形态变化的理性审辨。相对于国际性的传播教育的体系，我们国内大多数院系仍然恪守着传统的新闻采编业务教育。以单纯政治素质涵盖了人文素质，以技能取代知识。学科分化过细，新闻专业与其他与现代传播直接相关的专业（如计算机、艺术设计、信息管理等）疏离较远。在传播观念上未能接受“社会传播媒介是社会的财产，必须为全社会和全民服务”的理解，未能以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观点对待传播学，从人类基本的文明观念出发认识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现象。因此，国内传播教育的政治功利与技术功利思想根深蒂固，在广告和公共关系等应用性传播专业领域中又浸淫着浓厚的商业功利观念。我们并不笼统地摒弃上述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内容。我们所要指出的是，必须在功利观念之上树立起更高的人文理想。人文理想的意义在于使每个受到传播教育的人，成为真正具有博大的仁爱关怀、独立的反思批判精神、知识与艺术创新能力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没有头脑和良心的传播工具，或技术迷信者。人文理想在传播教育中的体现除了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课目以外，更有赖于传播学科本身的知识理论内容的人文精神的提升。 其二，现代传播教育将是新型的公众教育。在大众媒介的时代，社会和国家可以通过对“把关人”的教育和控制来达到控制大众传播过程的作用。在新媒介流行的今天，公民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涉及到新的传播法规和伦理。关于公共信息空间与个人信息空间的划分及权利保障、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与传播自由同守法自律、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知识产权保护、从信息占有方式上发生的社会分层与信息分享及文化沟通认同、虚拟生活情境与真实的社会生存、自我意象与社会形象的设计与传播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科学与人文相交织的视野中加以考察，需要理论的解释和对公众的阐说。这是新文明——信息传播时代的文明的课题。目前中国国内信息化程度还不高，对公众进行传播教育（法规、伦理和文化、艺术教育）尚未提上日程；而行政部门一边忙于建网推进信息化基础工程，一边忙于实施传播监控，公民的传播教育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是大众媒介和新媒介结合起来的威力我们最近在戴安娜公主悲剧、斯塔尔报告、电脑黑客报道等传播事件中已经领教了。传播工具并不等于信息和知识，更不等于文明。对于公众的传播教育，除了教会他们更有效地利用传播工具，利用信息之外，还需要引导公众成为更自由自觉的文明的创造主体，使其对自已和他人的行为，对国家和一切利益集团的行为，具有反思的能力。 其三，现代传播教育和教育传播互渗交叉。（后者所研究的主要是现代媒介及信息传播方式对教育的影响及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毫无疑问，审美、游戏的活动方式正在日益紧密地同知识、教育相结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部门和其他文化传播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随着电子出版物、网络上的虚拟学校、虚拟图书馆、公共信息数据库等的出现，教育将会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和普及化。教育内容经过数码存储、压缩、传输的技术进步，势必迅速增容；多媒体技术，将多种介质的信息汇融一体，形成综合型的文本。这都是传统教育不能做到的。教育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超文本的自由检索结构，打破了原有的思维逻辑，横向度的、跳跃的思维，代替了纵向度的、谨严的思维。视听材料的综合刺激作用，也改变了语言概念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状况，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在知识传播过程中互补发挥作用。 在后工业文明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中，传播教育的人文理念基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传播不仅面对着来自雅斯贝斯所说的“技术统治”和“大众统治”的压力，还面对着来自市场和权力体制的压力。技术扩张分化了人群和原有的知识系统，大众趣味形成流行趋势，市场追逐文化和信息资源的利润产出，权力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控制媒介，控制信息流程，进而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以巩固既定的利益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现代传播教育以改善人类生存、解放人类心灵并改良人性为崇高责任。她需要适应技术、市场、权力和大众的相对合理的要求。但是，现代传播教育所培育的人才仅仅只是适应、迎合，是很不够的；在这些之上，还需要有更高的人文理想。只有在这一理想的引导下，才可能实现对知识的整合，才可能产出真正的社会关切和终极关切，从而使现代传播方式成为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途径。 注释： ①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参看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rory and Research , ed. by Michael B. Salwen and Don W. Stacks,Lawrece Erlbaum Associates,Inc.1996. ③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④同上书，第102页。 ⑤同上书，第122～123页。 ⑥参阅苏钥机的论文∶《传播学的科际网络及未来走向》，载于暨南大学新闻学系编∶《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参阅William J. Martin: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slib,London,1988. ⑧Jequeir,Nicolas,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in Information,economics and power: the North-South dimension, ed. Rita Cruise O’Brien, 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83, P.122-40. ⑨Machlup,Fritz,Semantic quirks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ed. Fritz Machlup and Una Mansfield,New York, Wiley,1983, p 641-71 ⑩ 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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