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成为可能，并使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成为可能。” ③ 交往的发生是同时在两个水平上进行的。一个是在言语的陈述性内容的水平上的交往；另一个是在建立人际关系的主观际性水平上的交往。哈贝马斯说:“社会系统可以视作交往行为网，个体系统则可在言语与行为能力这个大方位下进行考察。” ④他认为，个体自我发展的意识结构、世界观和集体同一性，都可以归于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主观际性结构。主观际性结构中包括调整行为冲突的道德和法律的主观际性、不同的普遍对象领域的界分、个体同一性与集体同一性的构建。交往性行为是达至理性化乃至建立合理性结构的唯一途径。交往行为不能通过交往的技术手段，也不能通过选择手段的战略而理性化，只能是通过交往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的道德-实践方面理性化。交往行为的理性化主要是要求达到两个条件∶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行为规范的正确性与合法性。他写道:“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自我界定和世界观的发展、个体和集体同一性形态的发展，都属于理性化过程中的发展，它们的进步不能靠正确战略的选择来衡量，而要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的理解的主观际性来衡量，要靠与未扭曲的交往之重建并辔而行的交感行为领域的扩展来衡量。”“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仅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体现在调解冲突的机制、世界观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我甚至要坚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⑤ 尽管启蒙哲学和理性主义曾经高举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法权的旗帜追求合理的社会秩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文明的进步以及制度文明的完善化精致化，以启蒙和理性精神为特征的现代性在后工业时代遭遇到深刻的危机。人类对于工具的精良、效率、功利追求越演越烈，另一方面，人的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个性、诗意的美感、反思能力、内在精神、普遍性等等都迅速地沉沦。重建交往合理性便是重建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二、转变中的传播研究 现代传播学似乎已经处于重大转变的关口。她在移植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信息论、政治学、经济学、商务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成果方面获益良多。然而，传播学在理论思维（包括理论话语）的原创性和知识系统的整合性方面还未尽如人意。⑥传播学能否通过扩大科际外延、增强研究课题的敏感度而获得突破性进展？或者据守既定的研究对象，保持作为应用型社会科学的特性？这两种学科策略考虑都有其困难。前者虽能在平面上扩展传播学科疆域，但是如果未能在学理命题、观念和方法上有独创贡献，便会在与其他学科视界的融合中，淡化了传播学的特质；后者则只能使传播学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因此，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来说，知识形态的分析和整合、方法论的逻辑基础、重建传播的人文价值观基础与各种技术分析方法的引入都十分重要。 如今，世界正经历着信息革命，以数码化信息传播为技术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推动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人们生活习惯、学习与工作方式、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全息成像、电脑音乐、人工智能、人机交流、交互式电视、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开发，创造了新的信息活动空间。人们现在接触到了丰富多彩的电子游戏、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网上杂志、虚拟音乐会、虚拟画廊和艺术博物馆、交互式小说、网上自由文艺沙龙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全数码电视广播。数码信息传播时代最深刻的变化是麦克卢汉所谓“媒介即信息”概念的动摇：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工具而不可能长久地作为单向灌输工具继续存在。电子科技将一切知识型态统合整理，构筑起多种表达方式和存取方式的数据库。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信息，他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技术能力去选择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信息。⑦ 杰奎尔（Jequeir）将“信息传播”区分为四个层面概念：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与知识的区别，尽管这类区分有时是相当困难的。⑧信息是包括传者与受者反复交互作用的讯息的流动过程，知识则是关于情形和经验感受的已知内容的存储。⑨当信息技术和传播工业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极大地拓充了信息的容量时，我们可以说知识对于信息的依赖性加强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信息淹没知识，信息消融知识的独特性质。知识，有可能不再指个体和某一文化的经验，因而知识在实质上成为复制的知识而不再是原创的知识。数码化、商品化、资源化的过程，彻底改变了知识的存在形式。数码化，是以数码形式将知识纳入到输入、存储、压缩、集成、传输过程，将知识再转化为信息。未能实现数码化改造的知识信息，将难免被湮没遗忘的命运。商品化，是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知识信息的价值和价格，进而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随着信息资源化开发，知识也资源化了。知识在信息传播时代的不断市场化和资源化过程，会迅速扩充和加深知识对社会生活进程的影响。反过来，市场价值规律也会对知识生产发生调控作用。作为知识生产的最重要的主体的心性智慧条件，与市场规律、大众趣味及国家政策的关系也会更加复杂。 从另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新媒介的出现，数码化的趋势又为打开个人的传播空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尼葛洛·庞蒂这样反驳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是讯息”定义：“在数字世界里，媒介不再是讯息。它是讯息的化身。一条讯息可能有多个化身，从相同的数据中自然生成。……思考多媒体的时候，下面这些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即：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⑩且不说CD-ROM、CD-I、VCD、DVD等媒介，如果身处在宽带的电子网络环境中，人们可以享受到形式更丰富、在交互中不断变化和充实的文本，从而进入到漫无止境的传播交流过程。数码信息传播技术使个人与媒介的关系显得越来越紧密。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取决于他们获取、处理、传播信息的能力。由于电子网络社会的形成，人们的心理意识空间、人际关系空间变化了，电子邮件、宽带视频会议、可视电话、电子新闻组和公告板、远程登录、无数的个人和社团网页，使得个人和社团获得了掌控媒体的能力。此时新的价值伦理观的建设，就至为重要。自由和权力的伸张，必须相应地配合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 三、现代传播教育应如何定位 在社会进程、知识信息类型、学科发展和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带关系。一般而言，由社会生产方式推动的整个社会进程决定着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形态。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又发生决定性影响。学科发展是知识生产的系统化运作。此一系统的生产成果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才能作用于社会。教育系统又为整个知识生产系统提供人才资源。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联带关系中思考传播教育的定位。长期以来我们的传播教育目标始终是为大众媒介提供宣传人才。大众媒介在我国一直被视为国家权力结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界人才对国家权力的忠诚度以及运用传播工具的熟练程度是主要的教育训练要求。而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时代推动了传播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整合，提出了对大量的新型的传播人才的需求，因而传播教育必须转而面向全社会。 首先，现代传播教育将把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结合起来。大众传播工业，是传播教育立足的社会基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个人信息传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