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对大量调查数据的研究与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传播及宣传中“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14] 1997年对全国电视观众进行抽样调查时，农村观众就已经占到了总数的75.9%（当时我国的电视观众总数为10.94亿人），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农民在电视观众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三年后，黄鸣刚不得不指出：“中国的电视市场日益扩大，但是农村电视节目所占有的份额却在缩小，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数电视台的农村节目比例都在相对下降。2003年6月在央视推行的‘末位淘汰制’使得12个频道的10个栏目从电视消失，其中《农业新闻》这个少有的为9亿农民服务的节目也包含其中。在惟收视率是图的现在，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却正在失去他们的表达场域。”[15] 张振华也指出：“到2003年底，我国共开办广播节目1800多套，电视节目2200多套，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的电视台只有吉林、山东两家，广播也只有陕西、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仅有4%。”[16] 这些数据印证了这样方晓红的结论：“农村受众是信息传通领域的弱势群体，农村受众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方面、接收工具的拥有量方面、媒介消费时间方面、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方面，均明显弱于城市受众，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传播所面临的现状。”[17] 这些问题存在原因在于，传媒是城市的产物，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天生是市民。传媒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协调，使得这种为农村的服务可能持久。学术研究当然也只有在城市化实现以后才可能出现，这种研究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同样需要政策对三农研究的倾斜。因为传媒的运转和学术研究都需要成本，如果要求传媒和学者像做好事那样“新闻扶贫”、“学术扶贫”，偶然、短暂的做做可以，若要求长此以往，是不可能的。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了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18] 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落后现状客观上限制了农民的媒介产品购买力，加上“农村传媒设施的建设是个投入高、周期长、回报低的工程，光靠媒体自身很难完成，政府要从宏观角度认识改善农村传播状况、提高农村传播效果对于发展‘三农’的重要性，对开拓农村市场的媒体给予政策倾斜。” [19] 在2002年南师大的那次会上，我谈到的西部报道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西部的“三农”报道问题，当时我说：“一个问题：把宣传任务与媒体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单纯把报道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西部大开发是传媒赢得广泛受众的一个持久而广阔的报道领域。不仅西部人关注，东部人更关注，那里是他们投资的新的重要区域；不仅中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那里可能成为新的财源。把持续的西部大开发的报道和言论作为传媒扩大影响、赢得受众的一种品牌来做，真正做出风格、体现人性、实话实说，我国的传媒是可以“三赢”，让党满意，让受众满意，同时赢得相当的广告客户。”[20] 也就是说，在要求传媒关注三农报道的时候，需要政府出面创造一种良好的投资的环境（包括传媒集团对农村的投资），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保障传媒有可能持续地报道农村，还要提供可能的规模化的农村受众群。否则，没有规模化受众群的新闻是不可能持久的。方法包括真正实现广电的“村村通”和传递报刊渠道的低成本。关于后者，在没有解决传递低成本的时候，需要政府直接出资给负有报道农村任务的传媒，至少得保证它们能够维持正常的投入、产出的平衡。 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中国政府将为农村学校、医院、农作物补贴和其他项目拨款52亿美元，在如此大力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中，如果能够给予媒体在农村传播以一定的资金倾斜，使这部分媒体能够在部亏损的情况下顺利度过拓展农村市场的初期，对农村的长远发展来说不失为一种办法。 至于关于传媒与农村研究的课题，则可以通过各种研究基金课题指南的倾斜来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对课题研究的宏观把握，虽然不难，但是主持这方面工作的机构需要解决轻视三农的认识问题。 注释： [1] [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译），序言，第3页 [2] [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158－159页 [3] [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P114－115页 [4] 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2页 [5] [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6] 未玉：《农村节目的淘汰与普及》，《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第51页 [7] 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8] 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与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5：聚焦“三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57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 方晓红：《大众媒介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5页 [12] 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 陈力丹：《关于西部大开发可持续报道的七个话题》，《新闻界》2001年5期 [14] 张宁 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 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15] 黄鸣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的2期，第27页 [16] 张振华:《对农广播电视建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17] 张宁 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 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18] 黄鸣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的2期，第27页 [19] 赖浩锋：《农村传媒生态失衡研究――“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后的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第1期，第77页 [20] 陈力丹：《谈谈媒体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报道选题》，《新闻知识》200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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